丹尼·德维托在1991年上映的电影《金钱太保》中饰演劳伦斯·加菲尔德一角，这是一名不顾一切、向钱看齐的清算高手，他看上了一家电缆公司，并企图将之剥离重组。加菲尔德煽动股东的那一场演讲，将电影推向了高潮，他说道：
这个小镇在历史上以生产精良的马鞭而闻名，但你们今天会愿意继续生产马鞭吗？会为自己是伟大的马鞭公司的一分子而自豪吗？不，你们不会的。马鞭被时代淘汰了，电缆迟早也一样，所以产业要转型，只有资本能够帮助大家实现更大的价值，这是不以情怀转移的经济规律。
加菲尔德宣扬的精神，正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不创新则灭亡”，这句格言不仅渗透到了教育、运动等行业领域，更是高科技产业的立身之本。国家安全和情报技术方面的创新也势在必行。未能实现创新会招来可怕的灾祸，尤其是在打击或秘密行动方面。不管是在查尔斯顿港水下还是在德国上空，没有人愿意手握马鞭，迎面挑战技术装备更为先进的对手。
“不创新则灭亡”这个说法，好似在说我们要么创新，要么灭亡。但事实上，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创新且灭亡，或者进行了错误的创新并且灭亡。在情报历史上有着大量“创新且灭亡”的事例，和那些我们称之为错误创新的例子，它们都酿造了同样惨重的灾难。创新思维学者亚当·格兰特说道：
我们的公司、社区和国家从不缺乏新奇的想法，而是缺乏善于选对创新想法的人。
换言之：在军事情报领域，即使好的想法凤毛麟角，“好想法仙子们”却无处不在。
本文总结了错误创新的两种主要形式：“马鞭”式错误创新（沿着一种完善的技术创新了太久）和“赛格威”式错误创新（根据需求进行了不相匹配的创新，通常是跳到了错误的技术弧度）。
“马鞭”式错误创新
在某个技术弧度上滞留太久
上文加菲尔德提到的“精良的马鞭”绝非仅是创新失败，更是一种错误创新。为了成为最厉害的马鞭，它们肯定经历了持续渐进的创新：更好的材料、更协调的手柄鞭身比和经过改良的鞭子组装方式。“马鞭”式错误创新，错在它在某一个技术弧度上逗留太久。这就像福特公司创始人亨利·福特的那句名言：“如果我最初问消费者想要什么，他们会告诉我：我要一匹更快的马。”
军事历史上这样的事例俯拾皆是。曾代表航海技术顶峰的日本大和号战舰和美国未建成的蒙大拿级战列舰现已被航空母舰彻底取代。冷战时期，美国空军着手研发的B-58轰炸机和XB-70“女武神”轰炸机等战略轰炸机，欲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高度穿越苏联上空，但随后却因苏联雷达和地对空导弹技术的发展而在研发成功之后被束之高阁或半途而废。20世纪80年代萨达姆·侯赛因提出的“超级火炮”计划更是把传统的管式火炮技术推向无法实现的极端，而当时飞行器和火箭技术的研发正在有序稳步地向前迈进。
情报领域也曾有过大量“马鞭”式创新技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人发明了“声音镜子”，这是一个巨大的混凝土凹面镜，用以放大飞过来的飞机的声音使其即使超出可视范围也被检测出来。这些设备应付哥达（Gotha）轰炸机非常有效，可在空袭到来时提前预警，给军方预留宝贵的几分钟应对时间。这些设备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之前都运行良好。这是“马鞭”式错误创新最经典的例子，这些镜子并非是被雷达装置取代，而是全金属单翼机的速度削减了预警时间，使得这种由混凝土堆积的庞然大物变得一文不值。
我们两人（一人是退休的美国空军军官，另一人是史密森学院令人骄傲的成员），冒着亵渎神明的危险也要说：包括A-12“牛车”和SR-7l“黑鸟”在内的“黑鸟”系列飞机，毫无疑问就是马鞭式创新技术的集合体。诚然，这是一种破纪录、速度无与伦比、惊天地泣鬼神的马鞭，但它们依旧是马鞭。
不断演变的情报收集规范意味着1960年5月之后深度侦察飞行不能在苏联、华约和中国领空继续，这是“牛车”项目的驱动原理，这一计划的实施还需要资源投入和基础设施的助力。上述飞行器取得了巨大技术成就和作战功效，但相比于卫星和其他更低廉的载人飞机，它们耗资巨大令人咋舌，给机组和机组人员带来较大风险，而且在执行任务时产生了大量冗余。
另一搓儿“马鞭”式错误创新是架空侦察领域的载人轨道实验室，美国旨在通过该项目利用载人轨道实验室将情报机构送入太空，这一项目耗资13亿美元，最终却功亏一篑。审视从载人飞机、数字影像到信号情报卫星这段发展进程，现在我们也对战略侦察的演变有了大致了解，再回首这段历史，“太空间谍”这个想法简直荒唐可笑。站在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技术弧度存留的时间就更加惊人。到了20世纪60年代，载人航空侦察在情报收集方面提供了相对的速度和灵活性，而第一代情报卫星提供了优越的覆盖范围和政治宽容度。与此同时，载人轨道实验室似乎（结果证明并非如此）可以将载人飞机的优势和卫星的信息采集领域、政治灵活性特色相结合。
“赛格威”式错误创新
不符合需求的创新
命途多舛的赛格威电动平衡车是商业领域里一次颇有意义的错误创新。格兰特在其著作的《离经叛道》一书中称其是教导人们如何不去创新的宝贵实例。赛格威电动平衡车本身是一项杰出的技术创新。但它并没有成为一项消费者喜欢的技术，因为其研制的前提立足于根本不存在的需求：并没有规模相对可观的消费者群体愿意花费上千美元来选择这样的代步工具。
“赛格威”式错误创新通常会跨越到不同的技术弧度，而未满足实际的需求。
军事技术领域也有类似的案例，比如：20世纪30年代美国海军研发的航空母舰，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美国空军研发的寄生虫/飞人护航战斗机、核动力轰炸机和苏联的地效飞行器“里海怪物”。每一项创新看起来都很实用。就像飞行的航空母舰，它是一种与已有成熟技术以不同寻常的方式相结合的构想。
然而每项技术都因没有满足直接用户的需求而最终走向失败。以赛格威为镜，人们进行技术研发时应该明白实用的重要性。寄生虫护送技术上是可行的，但它们相当危险，并且也会和成熟的空中加油技术相重复。像“里海怪物”这样的地效飞行器提供了创新的交通运输方式，但并没有产生某种实际的军事利益。一些从事国家安全的书呆子还知道更多荒谬的、构思拙劣的航空军械创新技术：蝙蝠炸弹、猫咪炸弹、鸽子炸弹和色情炸弹。
情报领域也不乏“赛格威”式创新。
美国中情局（CIA）试图在家猫体内植入电子窃听设备，并把它们放到目标区域。与赛格威电动平衡车一样，这在技术层面上是可行的，但这项实验还是因为间谍猫跑到街上被一辆出租车撞死而告终。这个结果暴露了这项创新的核心问题：猫咪们几乎不知道你想要它们做什么。
另一个例子是投放在越南的XM系列人迹嗅探器，军方希望用它们在茂密的丛林里识别人类。这些机器虽然比较实用，但却在实际操作中遇到了严峻的考验：这些人迹嗅探器会受虚假信息的干扰，而且对敌人的火力、欺骗和人为制造的假信息毫无招架之力。
另一个听起来稍微靠谱却依旧不成功的例子是针对越南的IGLOOWHITE 计划，它想要在一些可疑的陆上渗透路线里投放数百个改良过的声呐浮标，识别共产党军队，并侦察物资运送活动。这个项目遇到了无数难关：比如传感器无规律地掉落，使用寿命短暂，可能把安放好的飞行器暴露给敌方火力，易遭高频无线电干扰（包括美国在空袭领域附近设置的无线电干扰支持设备）以及会漏掉炮弹爆炸、飞行器噪音掩盖的信息……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最后，这个项目也成为一个“赛格威”式错误创新，因为应用即使技术能够发挥作用，它在应用理念上也有缺陷：根本就不会有传感器覆盖范围、中继飞机和数据解释器等这样的技术结合，并且经济打击也曾真正减少了共产党员在越南的渗入。
错误创新的驱动力
错误的创新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由马丁·凡·克瑞福德撰写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技术与战争》，描述了文艺复兴时代的“赛格威”式错误创新。工程师们醉心于气缸、活塞、齿轮、凸轮、螺钉和锥齿轮的复杂精巧结合，设计了许多复杂的机器。为了得到当时权势的资金支持，他们设想了卷镰战车、曲柄式坦克、带桨潜艇和扑翼机。几乎全没什么实用性可言。
现在许多领导们正像这些文艺复兴时期的工程师一般，因物质奖励而谋求创新。因为变革很容易得到实时证明（尽管真正成功的创新可能只会在回顾时被理解），也有动力在督促他们攀登这段人人皆知的阶梯，或许某些人只是想守住目前的位置。一些机构和国防承包商情况也与之类似，他们大都为利益而创新，有时候仅仅触碰到创新的表层，就要求调整（或提高）预算或向支持者许诺竞争优势。
在当下社会环境中，保持不变或缓步提升现存技术能力会被视为停滞不前（甚或退后），拥抱并实现创新就显得异常重要。美国目前的创新文化就是如此。TED演讲、各类“创新”主题的活动和许多企业理念都在赞扬创新，有些人似乎认为创新即是终点。《魔鬼经济学》2016年的一集视频中提到了创新过盛的问题，并讨论了其对保持现有完美能力的不利影响。视频里的两位学者极其反感对创新的过度崇拜，“充斥着可疑的学术研究和奇幻的想法。”不管政府是否已经适应当下的模式，情报界需要跟上时代的潮流。
组织因素也催生了“赛格威”式错误创新。一些高层领导人只在军事和情报岗位任职时间较短，意味着他们只有两三年时间来树立威信、做出业绩。更有甚者，美国国防部为了给未来多年防御计划打下良好开端，很少会向低于三到五年的想法计划提供资金。这些领导在任期内唯一能掌控的事情就是重组和再次聚合各方力量。如果需要新工具、资金募集或者处理能力，他们会等到下任（或下下任）指挥官上任时再提出来。如此种种，加剧了史蒂夫·布兰克所说的“红皇后问题”，新兴颠覆性技术（和对手对这些技术的应用）已经赶超了我们领导换届的速度和传统的采购时间。
军方可能因为追求特定需求，踏入内部创新的死胡同，进而催生出成本高昂的“马鞭”式错误创新。就像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军事情报组织意识到“间接传送影像”系统的重要性，这类系统可以向战地指挥官传送数字影像，为战事动态规划、方案执行和作战行动评估提供支持。每个系统都会把这些需求传送给所属研究、研发和采集组织，最终催生了像美国空军战区影像传播系统这样为了军事耐用性而研发的费用高昂的调谐传真。与此同时，私营部门在传送数字信息技术上取得了更好的研发成果，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互联网协议路由器和光纤传输。在进行沙漠风暴行动的时候，军方就开始购置现成的、可互相操作的影像传播系统，把那些马鞭丢在了一边。
正确的创新
国防部有几项能够促进创新但不会造成错误创新的倡议。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在一些颠覆性技术上进行了关键投资。国防部也设立了国防创新实验单元（DIUX），服务和情报界也在展开相应的工作（譬如In-Q-Tel和IARPA）。那么，上述举措如何得以避免错误创新，实现真正有用的创新呢？
尽管领导的参与非常重要，但成功的创新还是需要从下到上、从操作员到分析师的全员参与。许多开创性的国家安全创新都是在实战改良中诞生的。相较之下，历史上许多错误创新都不曾经历过实战操作。DARPA和空军作战实验室有意识地让高级领导和作战人员紧密合作，从而确保所有的工作都为了满足真正的任务和工作需求。作战实验室在空军相关操作员那里收集新奇的想法，让不走寻常路的企业家进行研发，再让这些操作员去试验有可行性的方案。这种从下到上的架构具有强大的横向或竖向分支。
相较于传统的研发和采购过程，想要成功实现国防创新需要接受失败的风险。国防部门和情报组织因为资源有限，投资失败会造成高昂的成本支出，他们不能接受硅谷创业公司预计为90%的失败率。尽管情报活动预算规模相当之大，但是他们不能、也不会孤注一掷。作战实验室可以接受示范项目20%的失败率。在创新中进行小型风险资本投资和有限试购可以降低这种风险。
正如帕特里克·瑞安所说：创新赞助商们要想研发出成功的项目，就要提供有意义的转化工具。当DARPA、In-Q-Tel和DIUX在助力加快部署一次性样机的时候，国防部门必须要提供完备的后勤基础设施，并且也要如杰奎琳·施耐德所建议的，确保这些创新在试验、原则、操作和战略上的一致性。情报专家马克·洛温塔尔曾经惋惜道：
许多采集系统的开发者们在预估项目费用时经常会忽略概率误差和启动成本……这就像你计算一辆汽车的价格时不考虑燃油费、维修费和保险一样。
或许革新者们会本能地被采集系统更“性感”的前端吸引，然而加工、开发、分析并报告技术进程对于创新也同样重要，采集形式不断创新发展，人也要跟上节奏。
为了保证国家安全，应对潜在对手，美国需要保持相对的情报技术优势。在这个国际秩序无常混乱，颠覆性技术研发和使用急速增加的世界，美国确实面对着一个“不创新则灭亡”的局面。虽然“错误创新并且死亡”也可能会带来同样惨烈的结局。政府领导们需要吸取历史上错误创新的教训，确保新的“创新”技术不会成为这个时代的“马鞭”或“赛格威”式电动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