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在观网陪你看日本的谷智轩。有在日本生活过的小伙伴，相信多少都遇到过登门拜访的“传教士”。日本战败后，一种全新的“宗教”悄然兴起，潜移默化中改变了日本的政治与社会形态。宣扬这种“宗教”的人，通常不属于任何一种我们熟悉的传统宗教，既不基督、也不真主，即便是土生土长的日本人，对他们的底细也知之甚少。这些“非主流神棍”，究竟是什么人呢？本期《轩讲》就来扒一扒，无处不在的日本“传教士”，背后是什么组织？
二战以后，日本宗教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跟资本主义的发展基本同步。日本战败后，以天皇为代表的旧神道教势力，轰然倒塌，在民间形成了信仰的真空，为各种新宗教，提供了发展崛起的空间。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靠着美国的“特需”，迅速恢复了经济。今年春节档的电影《长津湖之水门桥》中，就有一幕讲“麦天皇”为了打仗，在东京下了大量军事订单。而为了消化这些订单，日本的工厂全速运转，同时还在不断地招工，扩张产能。工业的繁荣，又带动了城市化的发展，大量剩余劳动力从农村涌入城市，制造了一个庞大的无产者群体。
在工厂里，工人工作相对稳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劳动的过程。而集体化的工作模式，也容易让工人团结起来，成立工会、与资本家议价。在苏联的影响下，日本的左翼运动风起云涌，差点就走上了“未曾设想的道路”。但城市不只是大工厂，也存在很多“零散”的第三产业劳动者，酒吧、夜总会的服务生，超市、便利店的收银员，还有些灵活就业的人，工资日结，有什么干什么。这样的工作性质，注定了他们很难跟别人产生联系，也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工会，很难被组织起来反抗资本，于是成为了一个个“原子化的无产者”。
这些“原子化的无产者”，受到的剥削往往最严酷，常常是干着最辛苦、最危险的活儿，拿着最微薄的薪水，工作不稳定、没有社会保障、举目无亲、居无定所，并且渴望与人交流。这些人基本都是刚进城的农民，切断了和原有乡土社会的联系，又无法融入新的城市社会中，成了一个“无法扎根”的社会阶层。许多新兴宗教利用了这一点，迅速扩张自己的势力。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叫作“创价学会”。
“创价学会”是佛教“日莲宗”的一个分支，灵魂人物叫池田大作，和中国颇有渊源。比起传统的佛教，创价学会在教义上就非常简单，比如提倡“利善美”、尊重生命、乐于奉献什么的，就算没念过什么书，也很容易搞懂，信教几乎是“零门槛”。除了教义简单，“创价学会”传教还很积极。传统的佛教都比较保守，你信或不信，庙都在那里，你爱信不信。但“创价学会”不一样，隔三岔五就有专门的“传教士”，亲自登门拜访，劝你上车，还有着一套“先祈祷，后信仰”的经营模式。这些“传教士”，不管你信不信教，都会热情邀请你，到他们的“大本营”去看看。如果你跟着去了，他们就会开导你，“朋友，要不要试试跟咱们一起祈祷？”
这套传教模式，有点像咱们现在网购时的“先试用后付款”，没准祈祷着祈祷着，信仰就突然建立了呢？“创价学会”瞄准了进城打工的农民，把他们当作重点发展对象。五六十年代，日本工人阶级的劳动条件极其恶劣，全国也没有建立起像样的社会保障体系。国家保障与工会组织双双缺席，宗教就成了工人们唯一的慰藉。农民工没什么积蓄，在生活中一旦遇到什么困难、走投无路的时候，很容易就被宗教突破“心理防线”，然后开始诉诸各种迷信手段、四处求神拜佛。如果运气好，困难解决了，那就是自己的祈祷得到了回应，鸿福降临了！如果困难没解决，那就是自己信仰得不够虔诚，还需要加大力度，到最后往往都信了教。
在教会内部，“创价学会”也提供了一套完善的社会组织和兜底机制。教会定期举办各种座谈会，为渴望交朋友的信徒，提供社交平台，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倾诉最近遇到的苦恼和困难，得到其他信徒的帮助。此外，教会还经常搞什么体育节、文化节和登山活动，方便大家结交新的朋友。如果有信徒在经济窘迫，教会也有互相兜底的机制，为成员提供低价的生活必需品。众所周知，人口流入的大城市，多少都有些“排外”思想。但如果你信了教，就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因为“创价学会”，提供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一条龙教育体系，你要是愿意，完全可以从“创价幼儿园”一路读到“创价大学”，班级里都是教友，不用跟城里的“本地人”打交道。你要是想了解时事，学会也有自己的报刊媒体，帮你过滤掉外界有敌意的消息。有的成员，从出生到去世，社交圈都局限在学会内部，很少与外面的人往来。比如日本女明星石原里美跟她的丈夫，就双双是“创价学会”的信徒，你看看，什么叫“近水楼台先得月”啊？
反过来说，高度组织、对外封闭，导致“创价学会”在很多日本人眼里，也是个十分神秘的存在。很多日本人都不喜欢“创价学会”，因为它虽然号称有千万信徒，但如果你不信教、不参加他们的座谈会，你的人生，就永远不会和他们产生交集。“创价学会”契合了日本城市化浪潮中，进城农民的心理需求。1956年到1973年，日本平均GDP增长率高达9.1%。而“创价学会”的会员数，也从50年代初的3000多，飙升至70年代初的700多万，势力如日中天。1964年，“创价学会”成立了宗教政党公明党，打出“佛法民主主义”的旗帜，在1969年的众议院选举中，一口气拿下了47个议席，成为日本第三大党。
公明党的政治纲领，简单说就是“完善社保”、“给穷人发钱”。有社会学者调查了东京公明党的支持者，发现这些人中，几乎没有城市本地人，绝大多数，都是从农村来的外地人，92.3%没上过大学，要么是临时工，要么是个体户，工资普遍偏低。越靠近市中心，公明党的得票率就越低；而越靠近乡下郊区，公明党的得票率就越高。
进入70年代后，日本经济增速放缓，“创价学会”的扩张也接近停滞。新兴宗教在日本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群魔乱舞”的新阶段。如果说，第一阶段新宗教扩张，其社会基础，是原子化的无产者群体，那么第二阶段的扩张，其基础则是“人傻钱多”的城市小布尔乔亚。社会意识，是一定时期社会存在的反映。当时的日本社会，出现了这样一批人：他们搭上了日本经济腾飞的顺风车，虽然没受过什么教育，但小日子过得不错。日本经济实力与国际地位的增长，给了他们不断膨胀的自信心；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时时刻刻处在对未来的“焦虑”之中。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种更“新”的宗教开始异军突起，迎合了“小布尔乔亚”们的焦虑心态。与50年代后兴起的“创价学会”不同，70年代后兴起的“新宗教”，普遍都有很浓厚的邪教味道，总是在宣扬着各种版本的“世界末日”理论，并且都宣称只有遵照自己的方法才能获救。像“奥姆真理教”、“幸福科学”、“统一教会”，都是此类的代表。举个例子，日本有个教，叫“世界真光文明教团”，主要信仰的东西是“光”，而且还有一套非常邪乎的学说，认为日本是人类文明的中心，天皇是全人类的统治者。他们宣称，人类社会就要进入“火的洗礼”，出现各种灾难、战争和瘟疫。那怎么应对呢？教团说了，你要相信“光”。如果你生病了，最好不要看医生，因为医生都是“治标不治本”的。那什么东西能“治本”呢？“光”可以治本。你去教团里，找个修为深厚的“大师”，“大师”会从手中放出“圣光”来，帮你净化身体。被“圣光”净化完身体后，你体内的业障就被去除了，这才是“治本之道”。在70年代的日本，由于奥特曼系列特摄片的流行，让“光”成为了一个十分火爆的社会话题，而“世界真光文明教团”，也常常会利用这一点，用各种看上去有鼻子有眼的“科学研究”，来证明“圣光”的合理性。如果你没什么文化，很容易就被忽悠了。
日本还有个教叫“幸福科学”，号称信徒上千万，写作“科学”，读作“弱智”。创始人叫大川隆法，学历很高，东京大学政治学出身，后来又去了纽约市立大学读了国际金融，自称是释迦牟尼转世、21世纪的现存佛陀，从小天赋过人，在成长过程中受到了耶稣、摩西、宙斯等500多位“英灵”的指导，“班主任夸他智商超过200”。这位老哥，大学毕业后去了一家贸易公司，上班时突然觉醒了“灵异功能”，号称可以召唤过世人物的灵魂，如果是在世的人，就召唤他的“守护灵”，什么奥巴马、蔡英文、尼斯湖水怪、外星人，都被他“召唤”过。他经常以被召唤人物“灵魂的名义”发表观点，说出了很多“神论”，比如说：自己是能让中国政府“感到紧张”的人、中国人的祖先是天照大神、澳大利亚将成为超级大国等等。2020年3月，大川隆法“召唤”了新冠病毒的“灵人”，说疫情在中国爆发，是因为“缺少信仰”，而“对佛神的信仰”，可以让人对新冠病毒免疫。美国大选前夕，大川隆法又“召唤”了秦始皇的灵魂，与秦始皇探讨中美关系的走向，还说秦始皇认为中国会趁着美国大选进攻日本、中国经济是虚假的繁荣。
“新兴宗教”的教义五花八门，但普遍简单又弱智。简单到是个人都能听懂，又弱智到正常人听了，就会直呼离谱。其实，这也是一种反向的“智商筛选”，排除掉一些有常识的人。如果你觉得这些“教义”没道理，就说明你不是他们发展的对象。与其说是宗教，不如说是“打着宗教名头的传销公司”。它们的共同点，是非常在乎业绩，成员在教会中的地位，与其发展的新信徒数量，紧密挂钩。发展3到9名新人，你就是“青铜会员”；发展超过10人，你就是“白银会员”；发展超过50人，你就是“黄金会员”；发展超过200人，你就成了干部。而发展这么多信徒，最终目的还是敛财。1987年，“世界真光文明教团”建造“御本殿”，一掷千金，花了300多亿日元。作为信仰虔诚的证明，信徒捐钱的多少，直接与其在教团中的地位挂钩，打钱越多，你的级别也就越高、越受到其他人尊敬。“幸福科学”的大川隆法就规定，凡入教的人，都得买10本他写的书，而他自己平均每年出版100多本书，现在已经累计出版了2900多本，其中还包括工商管理和英语教材，创下了吉尼斯世界纪录。靠着不断卖书，“幸福科学”的总资产，已经超过2000亿日元。
“新兴宗教”都非常依赖教主的个人魅力，兴起得快，消亡得也快，很难在政治上有长远的影响力。“世界真光文明教团”的初代目冈田光玉去世后，他的女儿冈田惠珠和教团干部关口荣，爆发了激烈的夺权斗争，分裂成了两个教派，影响力大不如前。看来，从手里发射“圣光”的手艺，并不能遗传。
日本宪法的第20条、第89条中，虽然有关于“政教分离”与“信教自由”的条款，但其只规定了国家不干预个人的宗教信仰自由、不可以对特定宗教进行扶持，却没有禁止宗教团体参与国家政治。很多宗教团体，都在非常积极地参政，扩大自身的影响力。1999年，有“创价学会”背景的公明党，与自民党结成执政联盟，摇身一变，成了执政党。公明党用相对温和的宗教，代替了激进的左翼工会，虽然也主张财富再分配与社会公平，但又不至于像某些左翼政党一样把桌子给掀了。我们上面提到的“原子化的城市无产者”，被“创价学会”组织起来，构成了一个百万级别的稳定票仓，被视为现有秩序的有效补充，成为了日本统治集团拉拢和利用的对象。
进入21世纪后，以小泉纯一郎为首的极右翼势力崛起。2012年，安倍晋三联合公明党，夺回政权，但安倍看公明党越来越不顺眼，因为公明党有“亲华”倾向，反对安保法，还在修宪问题上暧昧不清。为了制衡公明党，安倍开始积极亲近“神道政治联盟”、“全日本佛教协会”、等右翼宗教团体，借此在政治上逐步降低公明党的影响力。其中与安倍关系最为亲近的，叫“统一教会”。“统一教会”起源于朝鲜半岛，最早的目的，是借基督教抵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成员清一色是反共分子。“统一教会”与安倍家族的联系，最早可以追溯到其祖父岸信介。1968年，岸信介与“统一教会”，共同成立了极右反共团体——“国际战胜共产主义联合”。在2013年的参议院选举中，“统一教会”公开为安倍的老乡——北村经夫站台拉票。2014年，安倍又派遣他的心腹萩生田光一，作为贵宾，出席了“统一教会”会长的演讲，还专门发表了贺词。2020年，安倍因病卸任首相后，更是直接撕下了伪装，多次作为“特别讲师”，公开出席“统一教会”的活动，表扬他们在反对共产主义、捍卫保守价值观上的贡献。
去年日本大选结束后，虽然自民党的席位略有减少，但支持修改“和平宪法”的新右翼势力日本维新会，却取得大胜，让主张修宪的自民党右翼政客看到了希望。自民党党内的右翼势力，与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等“修宪力量”积极合作，试图在今年年底完成修宪。公明党虽然是自民党的执政联盟，但却始终对修宪持保留态度，让自民党内部的许多右翼分子不满。虽然自民党与公明党不至于立刻就闹掰，但在我们可以预见的未来里，这两党的关系只会渐行渐远。
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说：宗教虽然不是科学，但对待宗教，我们需要把它当作一个科学问题来研究。人们的信仰寄托的形成，有复杂的原因，除了阶级压迫以外，家庭、邻里、同事的关系，生离死别的人生际遇，都可能触发人的宗教情结。新宗教是既是日本社会现代化的产物，也是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在精神层面的反映。在科技高度发达的日本，依然有数以千万计的群众信教，宗教依然有十分庞大的社会基础。在国家与社会治理缺位的地方，宗教就会代替行使基层治理的职能。我国对宗教的管理相对严格，像“幸福科学”这样的宗教，在我国尚没有发展的空间，但我们的反邪教的工作，依然不可松懈。邪教总是打着“神”的名义，而躲在“神明”背后的，却都是人的利益，有的人是为了从政，有的人是为了敛财，所谓的宗教，不过是一个幌子。一个现实问题是，不管是在日本还是许多其他国家，依然有滋生邪教的土壤。只要民众还未形成科学理性的世界观，就永远会有人躲在“宗教”的背后，招摇撞骗，科学普及的工作，依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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