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战争蔓延到整个欧洲，在占领区大量采购商品并寄回国内的做法，在德国军队中蔚然成风。纳粹领导人对此予以鼓励，因为这有助于巩固官兵们的士气与忠诚。另一方面，这种以私人名义进行的无节制掠夺，也对占领区的经济秩序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德军士兵成了购物狂

　　１９３９年９月３日，来自科隆的日耳曼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同时也是一名德军士兵的海因里希·伯尔几乎不能想象，他到底该怎么使用自己“令人难以置信的２５帝国马克工资”。在鹿特丹，他只用５０芬尼就为家中的亲人弄到了半磅咖啡。“母亲对咖啡的渴望在我看来是不好满足的，”一段时间后，在法国的运河岸边，他写道，“请把你们还有的钱寄给我，不然我很难购买更多的咖啡。即使是德国货币也不要紧，我可以在食堂兑换。”

　　当时，官方规定每个士兵在每封军邮中可以接受５０帝国马克的汇款，但这一数字很快上升到１００马克。而在圣诞节可以接受２００马克，这样“至少给了士兵一个购买圣诞礼物的机会”。对在荷兰的德国士兵来说，每个月还有一笔１０００马克的额外金额（相当于现在的１万欧元），这样做的目的是，士兵可以把它作为抢购东西的钱转寄出去。

　　在比利时负责财政的德国官员更为吃惊——在占领的第一年就有３４００万帝国马克从德国汇入驻防部队。银行的人抱怨这可能扰乱金融秩序，帝国财政部却始终保持沉默。

　　以上是就官方规定而言。在非官方的一面，每个士兵在入境或休假结束归队时，想带多少货币就带多少货币。１９４０年秋，帝国银行管理部门报告，小城赫尔措根拉特（在亚琛的西边）火车站附近的银行“被来来往往的国防军官兵挤爆”，而工作人员又接到命令，在边境上必须兑换所有要求的金额。从１９４１年开始，海关正式取消了对国防军士兵的外汇检查。而在这之前，他们有时会拖延入境并“激怒”士兵。

　　占领区的经济被掏空

　　德国士兵简直把欧洲各国的东西都买空了。他们从前线向家乡寄回了成千上万的包裹。收信人主要是女士——北非的鞋子，法国的天鹅绒和丝绸，希腊的酒、咖啡和雪茄，俄罗斯的蜂蜜和熏肉，挪威的鲱鱼，更不必说来自罗马尼亚、匈牙利及意大利的神秘礼物了。

　　海因里希·伯尔自然也不例外。他有时会寄出一幅巴黎的版画，有时是化妆用品，有时是给妈妈的３磅洋葱，或者他会预先通知家人几天后的“紧张的黄油之旅”：“吃完饭后我感到很舒适，然后就开始忙碌地打包，累得满脸都是汗水，整整１１个包裹啊：有两个是一位战友的，一个是一位中士的，我自己有８个，对了，有两个给你，一个是黄油包裹，另一个里面装了很多书写纸；有两个给阿洛伊斯一家，还有４个给我们家；这个星期我还打包了一包裹鸡蛋，因为我的鸡蛋不够打两包了，你在家很快就会收到的。”

　　法国的民间习语把成千上万像伯尔一样驻扎在国外的德国士兵比作“马铃薯瓢虫”。历史学家亨利·米歇尔写道：“带着沉重的包裹，德国士兵们开始了回乡之旅，这些行李中装满了女士衣物、各式各样的特产和奢侈品。虽然都是少量购买，却对法国经济造成了重大伤害。因此才出现了黑市和通货膨胀，使得当地人越来越难买到生活必需品。”

　　希特勒鼓励私人掳掠

　　与他的士兵相一致，希特勒称赞德国国防军是“最天然的中继站，当每个士兵想给他的妻子或孩子寄点什么的时候，它总是有求必应”。当个别官员反对这种肆无忌惮的劫掠的时候，希特勒大发脾气，因为他想让士兵保持健康的情绪：“我就是要像强盗一样地前进。我还能从东部带点什么呢？艺术宝藏？根本就没这种东西！只剩下那么一点吃的了！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有比让士兵们的家人得到它们更好的事情了！”

　　帝国元帅戈林以德国国民的名义作了更强硬的表述。他对占领区的一些政客很是愤怒，因为后者试图保证法国货币的基本稳定，认为这样才能较长时间地榨取法国。这位纳粹德国的二号人物气呼呼地反驳道：“有人说什么‘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该允许士兵们乱花他们的军饷，不然法国就会有通货膨胀’。我不期望别的，只盼这一天早点到来，让法郎不再是为了特定目的所需要的一些纸！之后，法国才会发生我们希望发生的情况。”

　　希特勒和戈林用这种方式鼓励贯穿全欧洲的、有组织的、轻松愉快的、大受欢迎的私人掳掠。在他们善意的保护下，士兵伯尔热情地狂购东西，并将其寄回老家。在回乡休假前他再次要求家人：“如果可以的话，在信件里再给我夹点钱，那么我就能再买些法国的好东西了；我们还可以庆祝一个小的节日，啊，每天，每天，都是节日……”

　　整个军队里充斥着对食物和家庭供给永不满足的欲望。这种伤害其他民族而带来的特殊利益，导致了一种幸福感。“啊，你相信吗？”伯尔在给他妻子的信中写道，“我很幸运，能给你们买些黄油真的让我感到难以言喻的快乐！”就这样，在战争中产生了千百个如伯尔般“消极的忠诚者”。纳粹独裁者为了保证政治主导权，有这些也就够了。

　　（：：节选自《希特勒的民族帝国》，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１年１月第一版，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