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一谈个人的看法。 《坠楼死亡的剖析》进行了对“抹除最亲之人的纯粹情感关系”之本因的拆解，死亡并不仅仅是对肉体生命的描述，更作用于所有相关人物原本拥有的亲密生活，从死者到他的亲属。 作品试图剖析当代欧洲社会的复杂现状对个体生活的消磨与其背后成因，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导致了这种现象的发生，甚至发展到涉入死亡的程度。复杂化观念的深入生活是一方面，它混乱了家庭关系，而阵营立场的两极化对立倾向则是另一方面，它粗暴地定义了混乱，最终导致了关系的破裂。 它的核心思路是“社会性的繁多观念对纯粹爱情与亲情的复杂化消磨”。理性的逻辑分析拆解“感情破裂时刻”的案情，对应着各种价值观对夫妻爱情关系的入侵与影响，前者的“肉体死亡”对应着后者的“争吵破裂”。 在这样的思路下，案件的微观真相是不重要的，随着庭审的展开，包括儿子在内的所有人都必须遵守法庭的游戏规则，关于“如何用社会审判视角去赢”，就像律师所说的“我来不是为了真相，而是让你赢”。事实上，本质的真相是确定的，是父亲自杀或母亲他杀之间的二选一，都通向了“夫妻破裂”的事实，对应着所有人被社会复杂视角所同化，围绕庭审而分析与审判其事件的行为。所以，法庭的“用社会视角去赢”这个行为本身，其实就是属于当代人的“真相”了。而微观层面的模糊未知，则是根本“真相”之复杂性导致的生活与人心状态的揭示，所有人与事都处于混乱的漩涡之中。 而从结构上看，它也非常精细而严谨，导演从“夫妻关系破裂”的两个时点出发，分别给予了不同形式的“复杂”--对“破裂”后是对破裂瞬间之死亡的逻辑分析，而对“破裂”之前则是对其走向破裂过程（自杀/杀人动机）的思想价值观分析，“破裂”是夫妻关系的结果，后者在时间上逐渐走向其结果点，其包含的思想价值观则是对其发生的推动因素，并在结果发生后由另一种“复杂性”被继续定义与分析。 这是影片被翻译成“审判”的不恰当之处，也是本文继续沿用原名的原因 。它应该是对死亡的“剖析”，是非感情因素对感情关系的复杂分析，一切都关于非感性的因素，而女性却是拥有丰富感性的存在。这构成了对女性的压制，却又不仅限于此，也是另一层“剖析”，即导演对当代女性与人际关系现状的分析。 它表现了社会复杂性对女性个体的压制，让她处于各种价值观杂糅的偏见式审视、解读、定义之中，也是对女性获取家庭的“男女爱情关系”的破坏，但又不停留在这个层级，而是从女性出发，展现了以女性为代表的当代西方人，非感情因素对ta们感情关系的复杂分析。而作为影片的观感，观众会瞬间面对无比繁杂而晦涩的“观念”，实际上这种“不懂”恰恰就是对主题的理解途径，因为“不懂”本身就是对“价值观杂糅的当代社会”之无意义与压抑性的直观感受。 由此可见，本片当然与女性关怀有关，表达的是女性在外界赋予的种种价值观后的夫妻关系异化，自己成为被迫的加害者，这些“价值观”中甚至也包括了外界定义并奉之如信仰的“女性主义”本身。女性被其笼罩，男性则站到其对立面，双方都在当代欧洲社会中存在感强大的女性主义潮流中浮沉。如此一来，真正与个体女性有关的一切，事业的追求、夫妻的爱情、家庭的温暖，都会逐渐破灭，而这些才是女性的生活中理应最重要的东西。同样地，个体男性其实也被卷入其中，个体的两性都只是社会现状中的受害者。这让影片的表达进一步地延伸开来，也更加全面与客观，而非满足于对性别对立的肤浅挑逗。 特里耶以外界对“死亡定性“的讨论和举证为主，在其语境下再现家庭生活和亲人关系，已然决定了一家人在思想极度对立冲突之社会现实笼罩下的情感淡化与关系破裂。每个人都在用价值观去判断别人的行为动机，将理应只围绕情感的爱人关系被放置在了社会价值观的分歧中，这也包括了各自性别阵营化的观念。作品揭露了这些复杂的价值观是如何影响欧洲社会的，从阵营化对个体绑架之下的观念对立到各种复杂的价值观。 基于这个主题，女性无疑是更契合的切入点和代表者。当代社会的一切都关于非感性的因素，女性则是拥有最丰富感性的存在，而男性则在程度上必然逊色。女性被复杂的思想和价值观所扭曲，会比男性更有说服力和震撼度。你很难想象男性一开始对夫妻关系的认知就会那样的感情化，而不像妻子那样“只是想要去爱和被爱”，因此妻子的”爱与被爱”被复杂化并摧毁时，其单纯的磨灭才最显伤痛。 由此一来，作品就从最具代表性的女性出发，展现最强烈与单纯的感性在社会复杂性之下的磨灭，从而辐射出全性别乃至于各种身份之“当代西方人”的共同困境。 电影的序幕有着极其巧妙的设计，对肉体死亡与家庭情感丧失的关联性进行了提示，并引出了后续正片中更倾向于后者的主体方向。第一个镜头中，狗从楼梯上跑下来追球，暗示了“坠落死亡”这一关键信息，也将坠落的死者从父亲身上进行了延伸，纳入了以导盲犬为自己眼睛从而与其对等的儿子，后者也是本片中最为重要的“被消磨”过程经历者。 随后出现的则是另一个贯穿首尾的关键信息：通过对一家人此刻爱情状态的呈现，映照出欧洲人对生活实情的掩盖，佯装日常而无事发生。这对应了结尾中的状态，以衔接说明了“一切无法扭转”的悲观现实。母亲接受记者的采访，始终回避着对自己真实生活的提问，而是试图强化夫妻关系的和谐：将采访约在丈夫动感音乐环绕且充满生活气息的家中，始终以“我丈夫一直这样工作”等言语强调自己对对方生活的了解与融洽，表情也始终活力满满。但是，对提问的回避却是显而易见的，母亲始终掩盖着父亲放音乐的真实动机，对提问不做正面回答，最后更是用“我不喜欢运动，走路还可以”的否定式说法做出回答。 在开头，妻子对夫妻生活的态度与其对同性之爱的态度形成了对应。她与自己有好感的女记者说着英语，言谈甚欢，也会反问对方问题。这带来了几个关键的要素，“英语”是她与丈夫之间的第三方语言，意味着民族和国籍的边界打破，通向人与人之间在消除外部定性、更单纯形态下的纯粹感情，也带来了她和女记者之间的良好互动，而“反问”则是对此后“被质询之审判”的对照，是她脱离“被分析与定义”的自我本真表达，就像她对女记者问题时更强调自我生活的答非所问。随着影片的发展，“反问”在她询问律师“是否可以问你问题”中暂时地延续，在法庭上则变成了单方面的被询问与被定义，而“英语”也在法庭的要求中变成了强制的法语，不熟练的状态强化着她与丈夫和儿子的身份区别，人际之间出现了更复杂的定性。 她逐渐进入了单纯自我失去的被定义状态，身处于外部语境的审视和扭曲，这正是夫妻关系走向破裂的原因，在此处也有暗示---丈夫愤怒的音乐笼罩了她和女记者的英语交流，她试图将之解释为积极的存在，也试图维持和女记者的对话，却终究没能继续下去，一切只是无效而刻意的营造完美而已。 她选在音乐声音很大的家中接受采访，试图强调自己对丈夫音乐的接纳，这不过是表演着夫妻和睦的感情关系融洽，实际上则是对破碎真相的回避，因为她知道这其实才是自己的真实状态，就像她对音乐的真实态度，在背地里对理应传达父亲感情的音乐主动隔绝，戴上耳塞而遮蔽掉，暗示了夫妻关系的割裂与感情的消亡。于是，音乐也就停留在了“响彻在无人空屋”的状态。 与母亲平行发生的，则是儿子和狗的感情。在这里，导演使用了手持摄像的方式，儿子和狗的洗澡始终处于画面的晃动之中，这与母亲受访时对“真实自身生活“的有意回避和刻意完美（面对问题顾左右而言他）形成了对应，暗示了儿子与狗的关系隐忧：表面上的和谐之下是动荡。狗作为他视觉的延伸，在随后将逐渐“看到”父母关系的残酷真相，作为对此时人狗亲密关系动荡之暗示的展开。同时，作为个体存在的狗将成为他意识到父亲抑郁症的关键证据，而狗还具有“父亲象征”的意味---第一个镜头里与父亲共同“下降”，后半部的高潮中父亲以之自比而做文本交代---，此刻的关系动荡就有了对父子关系的指射之意，暗示着儿子在触摸真相中对父亲的逐渐陌生。 具体来说，狗是儿子的导盲犬，即是作为其眼睛而观察世界的媒介，儿子对家庭的直观认知即由狗的“视力”而来。对等性的二者建立默契的活跃互动，构成了“儿子”在家庭环境中的感情，而互动的断裂即是感情的断绝，也会让儿子失去在环境中自如活动的能力。选择狗这样的动物进行拍摄显然意味着“其行为的难把握”，因此男孩和狗的洗澡互动必定以自然交互为主，表演刻意感较少，狗的反应也最强，由此表现出了此刻二人高度密切的关系，形成了儿子以狗而进行的“感知家庭”。 在这里，镜头强调了他给狗洗澡的“红色”，打开了红色的喷头开关，从而引导了二者之间的亲密互动。红色是儿子身上的“纯粹感情”符号，在他刚刚面对死亡并对母亲说出“我要弄明白真相”时穿在身上，演奏钢琴时也是如此，一直作为儿子对父母的真切感情的象征，而“声音”则是第二个象征，在儿子身上是“无介质的直接演奏声音”，在母亲和外部则是“以录音带为介质的声音”，介质的有无对应着情感的纯粹与受外部影响。在最开始，儿子的一切都是纯粹的。 然而，随着庭审带来的社会复杂视角介入，儿子的“红色”和“声音”也开始被影响，庭审上的他穿上了蓝色--给狗洗澡时没有选择的冷水喷头颜色---衣服，而红色则变成了检察官的衣服和死亡模拟视频中的凶手和鲜血，“红色”被扭曲，并在最后以另一种形式回到了儿子的身上：在最后为母亲作证与表明父亲消极面的庭审中，他似乎表达了真实的情感，也穿回了红色，在远景中却已经被法庭众人的红色所淹没。同时，“声音”也开始变质，在母亲和律师打电话时，他直接演奏音乐，母亲却顺从了律师关于“引导舆论认为自杀”的决定，以自杀这一“丈夫被复杂的价值观因素影响而自杀”的结论进行分析，夫妻关系被定义成了儿子此刻无法理解的复杂与破裂，而儿子的弹奏也被隔绝在了窗户的另一边。 于是，母子的关系开始出现隔离，并逐渐恶化。她们一起演奏，儿子身穿红色，却无法进行下去，而儿子也逐渐被“有介质声音”笼罩，先是在现场模拟被迫倾听录音带里的音乐，做出了有意给母亲脱罪的“弄错了胶带”证词，随后则在庭审里反复听到音乐、父母吵架等不同录音。同时，介质的运用也延伸到了影像的层面，真实的现场变成了录像里的有介质状态。在庭审上，镜头反复给到儿子的眼睛，在介质声音代表的复杂价值观影响下的“认知”也发生变化，看到了母亲杀死父亲的影像，这也对应了声音和画面的反向“无介质”终点：父母的争吵从录像和录音的状态进入了“真实”，这是被外部因素扭曲影响之后的真实，是纯粹感情关系变质后的真实终点 。儿子逐渐接受了父亲死于自杀的结论，无论如何都是对“父母关系破裂于社会复杂性扭曲”的认知。 事实上，一家人的关系真相已经早早被感知，只是所有人都在回避着它。在第一场戏中，儿子在每次听到父亲播放的有介质音乐时都会离开，与“另一个父亲”狗狗去纯粹无介质的大自然中寻求宽慰，对应着母亲在接受采访时的故作和平。而在案件刚发生后，母亲对儿子说英语宽慰，就已经没有得到反应，直到保姆来说法语。而当他演奏无介质音乐并试图弄清父亲时，镜头给到了父亲鲜活的形象，其只是出现在有介质状态的照片中，同样对应了母亲此刻观看丈夫录像时的“有介质影像”与只张口不出声的“无声音”，对无介质声音的极端反向正是对其真切情感之存在的抹除。母子其实都感知到了家庭关系的扭曲与不堪，儿子对父亲的消极都只是被他选择性地有意遗忘，而死亡与庭审让他们终究无法回避。作为最纯粹的孩童，儿子对父母的接收从“幸福一家”逐渐变成了社会思想因素扭曲之下的复杂非幸福形态，原本只关于亲情的纯粹被腐蚀了。 回到电影的开头，由洗澡时晃动的画面可知，这一切的联系都在被动摇，这也引出了狗和男孩在下一次出场时的表意。先是延续一起洗澡时默契的一起散步和投接树枝，旋即却变成了狗对男孩的不理睬，静静趴在地上，而在镜头切掉的一瞬间，男孩突然将树枝狠狠地扔了过去。这构成了对后续发展中男孩变化的预兆，也是他暗藏中对家庭真相有所意识的暗示：他其实已经有所查觉，就像此后揭露的“早就看到了父亲的药物”，也听到了父亲的自白，他只是抗拒着通过狗进行对父母关系真相的“视觉观看”，对药物的用途与父亲的意思不做更多思考，这便是随后影片即将收尾的高潮阶段发生的事情。 在序幕中，始终和谐的洗澡的“水”变成了此刻杀意发生的“雪”，环境的变化也暗示着男孩对“坠落死亡”的关联性，他最终将进入冰冷的“雪”中。此刻狗被扔中的画面隐去，对应了父亲死亡坠楼的处理，都不做直接呈现，而是暗示了一种“感情破裂真相暂时被掩盖”的现状，关于一家人的生活真相会随着正片而逐渐揭开，并最终再一次回到温暖的家中，在各方力量的促成之下重新“掩盖”--家虽温暖，母子关系却已经在儿子对父母的了解中永远变质，成为了开头处的夫妻与人狗，暗中的动荡始终不停。 在记者离开时，镜头仰拍了楼上的母亲和男孩，从角度上给予了二人“未坠落”的属性。而这个房外雪地的场景再一次出现，则带来了“坠落”：父亲死在雪地上，母子站在旁边叫警察，镜头去到了上空俯拍，巨大的变化逆转了母子彼时尚存而即将随着警方介入而变的纯粹感情。与此同时，导演也给出了非常具象化的感情丧失表意，将之与父亲的死亡进行强关联：动感的音乐还在持续，画面中切入几个屋内的空镜头，一直到父亲工作的房间，音乐的源头，却是空无一人--这个家中的真正感情氛围已经在父亲的死亡中丧失，只剩下了没有家庭生活气息的空房子，彰显生命活力的音乐失去了倾听者和创造者，其本身也是有介质的状态，由此成为了父亲消逝的残响，给出了它的真正定义：虚假且只做掩饰之用的感情标志，有介质才是它“被外部改变”的真实。 由此一来，父亲的死亡便延伸到了母子的身上，她们同样没在房子里，而其家庭依然在这一瞬间成了“无生活气息的空屋”。因此，在正片中，社会各界对死亡事件的复杂剖析，包括但不限于以”女性性别歧视”为首代表的各种价值观、民族、政治、社会见解，都会构成对一家人的持续“抹杀”，让纯粹的夫妻关系被揭开伪装，让儿子从纯粹变得暗色，感情愈发丧失殆尽。因此，父亲、母亲、儿子，都会是这种“坠楼死”的受害者，复杂过度且过分强调思想价值观的当代社会现状则是凶手。 特别要说的是，儿子作为所谓事实叙述者的“眼盲“，让真正的真相被遮蔽到了最后，始终没有给出确切性的答案，这对应了“活泼音乐与鲜活父亲消失于画面”“空屋”等家庭感情丧失的序幕表达：对一家人--特别是父母--在死亡发生前的情感生活，其确切叙述始终是缺席的。这种手法连接到了电影的高潮，儿子通过演奏音乐尝试着突破目盲的黑暗，在回想中看到家中发生的一切，眼前却只有残酷的真相：音乐只是引领着他走到窗边，向下俯看到了父亲死亡的雪地，感受到的不过是坠楼这一“感情丧失”的瞬间。生活情感的消散实际上一直都存在于这个家庭的日常之中，从未真正拥有活力。序幕早已做了定论，我们无法看到活着的父亲，只听到他播放音乐的声音，而他第一次确切地出现在画面中则已然是尸体。 在序幕的结尾，狗承载了对儿子的暗示功能。狗注视着父亲的尸体，似乎被其附身，而在下一个段落中，狗穿过了查案的警察，镜头从其后方前推，推到父亲的照片后继续向前。镜头的运动轨迹从狗的视线延伸开去，仿佛它对父亲照片的“观察”，由此暗示了借助其视力的儿子对父亲的观察，即是对父亲死亡背后一家人生活的窥探，而直接“观察”的结果却是消极的“坠落死亡”。序幕里狗的“观察”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他作为儿子的“观察之眼”走过了一家的室内空间，最终在这“家庭“中看到的却只是父亲的死亡状态，而墙上生时照片导引出的也依然正片第一幕的尸体。片头曲中父亲从小到大的照片逐一出现，接着则是父亲的尸检，从而强化了“人生的抹除”：他完整地走过了自己“生”的全部内容，在最后则是“死”，前者照片里的爱好、情绪、爱情、亲情，都变成了尸检时仅仅描述其肉体状态的报告条目宣读，作为“人”的内容不再，只剩下了作为“无生命物件”的肉体。 随着正片的开始，导演带来了一组新的男女关系，即母亲与“好友”律师，这成为了她与丈夫的“平替”，借此用一种更加具体落地的方式重现夫妻二人关系破裂与丈夫死亡的过程。在二人的第一次谈话段落中，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倾向。律师进入了这个家中，成为了一家三口环境中的又一个男人，而他与妻子的关系也在二人初遇时得到了预示：远景强调了白色的冰雪，二人的拥抱流露出了亲密无间的真情，是足以激发生之情感，在生活中的正向人际情感，却被笼罩在了满天的“父亲死亡之地”冰雪中，注定了其脆弱的结局--因官司的理念与认知不合而走向分手的关系。 律师之于父亲的对应，还体现在了对其结局的暗合之上。第一次出现在家中，他站在了父亲死亡的雪地上，以生的姿态做出“逆转”，镜头也给到了序幕里象征“未坠亡之生”的仰拍，看向父亲跳出的阳台，暗示着死亡轨迹的倒置。这对应了律师在初期与母亲的“夫妻再现”，逐渐却再次因事件判定中源于价值观认知的冲突而转入分裂的再现，“父亲”再次“坠亡”，因为二人的“自杀主张”之出发点即埋下了对家庭关系与父亲生活的消极定义，正再现了始终存在的夫妻关系破裂根源，也就必然促成“破裂”的重演。 在二人的交谈中，同样的暗示也继续放出，随后成为全片的手法。首先，母亲与律师在法语和英语之间切换，通畅无阻的沟通似乎意味着二人在不同国别、文化、语言之间的无隔阂。然而在每次谈话小结的时刻，段落却都会以一种不和谐的尴尬作为收场。律师想看一下室内，母亲并未马上领会其意，尴尬地问“是不是需要给你介绍”；律师想用法语说出窗台的单词，却一时想不起来。必须注意的是，“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而具备了对“无隔阂”的象征意义，夫妻之间在日常状态下也一直使用非双方母语的英语，直到破裂激化。“吃饭”则是另一个关键要素，母亲给律师盛饭，律师边讨论案件辩护方针边吃，建立起了二人基于“共餐”的联系，却马上因为主强调“自杀”而与母亲的“意外”形成了冲突，后者只是勉强接受。随后莫妮卡来访，母亲也同样经历了“安抚儿子，儿子拒绝；与莫妮卡言谈和谐，莫妮卡表示带儿子求通灵者，二人言谈冲突”的关系变化。 对于母亲个人，电影着重强调了她对自己与家庭“感情丧失、走向破裂”的“必不可行之回避”，这也是她在序幕中面对记者将自己生活有意闪躲的延续。在剧情层面上，电影以“死亡性质的判定”作为核心，所有人都对此提出自己的主张，对应着对该夫妻关系破裂与否、责任人归属的不同看法，并由此导出还原事件的各种证据，试图带来夫妻状态的真相。以检方为代表的团队认定母亲杀人，自然是关系破裂、亲情不存，而律师主张“自杀”，需要证明父亲对生活的绝望，事实上同样是外界的“同阵营者”，都指向了夫妻情感关系在各种复杂社会思想影响下的破裂，区别只是崩溃的方式。 而母亲对此的态度，则说明了她对失败的回避。她先认定父亲不会在丹尼尔近前自杀，其身上还有浓烈的父爱，其死亡只是无关自身想法的意外，却马上在“现实”面前无奈低头。在特写镜头中，医生画出了父亲死亡现场的草图，指出各种不符合意外的细节，因此主张意外无助于辩护，只有将死亡归于自杀。这是非常具有意义的一幕，它定义了此后的各种法庭段落，将所有相关内容中的“父亲”变成了一个非人化的存在：是图中火柴人形状的尸体，也是由各种理性逻辑分析与较量中的“物件”，连同其死亡与生前的家庭生活都被纳入了理性语境中进行描绘，就如同序幕里记者用文字描绘母亲一样。对此，母亲的态度则是先强调“意外”，随后马上在“容易赢官司”的理性思考下转而支持“自杀”。 理性是感性的对立面，成为了“非感情之社会复杂因素”在具体庭审之中的呈现形式，所有人都在用理性去拆解死亡，也在用复杂因素去剖析夫妻关系，最终的死亡与关系定义也只能是情感的破裂，映射着庭审中回溯而出的“死前”真相，即这一切对夫妻关系的消磨过程。母亲早早放弃了感性，只有儿子用对父亲的感性了解（没想过会自杀）与对母亲的信任（伪证开脱）苦苦支撑，就像他对此前父亲告知自杀倾向时的有意无视，直到他不得不承认这并非无关任何形式“破裂”的单纯意外。 除了剧情核心的“死亡判定”之外，电影也在这里用更多的手法表现了母亲对家庭破裂之现实的回避与失败。如前所述，电影建立了“视觉”与“听觉”的表意要素，这是儿子对案件还原时最关键的“感受”途径，也是他对“死亡真相“背后家庭关系的主观认知手段，符合二者之于人的主观性定位。儿子的失明让他对家庭亲情有无真相的感知变得模糊，他不得不卷入“理性逻辑”的语境中面对辩论，哪怕格外强调母亲的无罪与父亲的意外，也是无济于事，因为处在复杂思想且极端对立状态的社会现实必然会像冰雪一样，抵消所有非思想性与价值观的纯粹真情关系。同时，他和初始时的母亲一样，都强调了父亲死亡的“意外”与母亲的无罪，却比母亲来得更加持久，并未轻易转为消极的“自杀”。这是一个非常讽刺的设置，只有“听觉”残留的儿子比健全人母亲拥有更模糊的感知，因此他才对接收到的家庭状态产生了不真实的主观性认知，而母亲则更早也更深切地体会到了破裂的真相，并进行注定失败的回避。 但如前所述，即使仅有听觉，儿子也并非没有察觉到些许的真相，这也让他与母亲走上了同样的“回避真相”道路。在影片的展开中，听觉与视觉成为了非常直观的表现途径。在正片开头的两场戏里，我们就已经看到了这样的表达。母亲和律师在讨论着父亲的“自杀或他杀”，这种消极的声音传到了楼上的儿子耳中，前景的房门遮挡了他几乎全部的身躯，形成了他在接收时的内心压迫，引导出了后面母亲来看他时“不理睬、哭泣”的消极，既哀叹父亲的死亡，也隐隐带有对其死亡真相的察觉。随后，接受律师建议的母亲在考虑父亲的“自杀”，而儿子则演奏起怀念父亲的音乐，以其“感情凝聚“形成对前者基于“听觉与声音”的“抵抗”。随后，他面对质询时坚持了“意外”主张，此时切入的父亲在生照片则从“视觉”层面强化了他对父亲“非绝望自杀”的认知：他相信自己认知中“只会意外死亡”的父亲，其形象连带着父母关系，在此时依然清晰可见。 然而，随着影片的发展，儿子的“听觉”却开始引导向了消极的一面，抵消了他强调母亲无罪与父亲意外的信念。音乐开始如母亲定义的“故意让我烦的工具”一样发生作用，让儿子看到父亲走向坠亡的画面，从听觉和视觉上强行逼出儿子潜藏的真相认知。而在现实里的视觉部分，狗作为儿子的视力延伸，也同样如序幕结束时一样地始终看到消极的内容。在与庭审辩论相关的部分中，儿子的证言同样因为自身视觉与体感的丧失而难以完美自洽。他终究分不清自己所处室内亦或是室外，仅有的触觉不足为证，盲人普遍更敏锐而取代视力的听觉更是只接收到了消极的因素，因其锐利而无视儿子意愿地强行灌输了“破裂真相”：母亲与律师对父亲死亡的“抑郁自杀“方针，父母之间的争吵，以及初始象征“感情”而后却变为“父亲气母亲的工具”的音乐，音乐也代表了他以“听觉”这一仅存的确定性感知手段而得到的家庭真相，并由音乐引发的“视觉画面”之主观影像进一步地确凿。 导演淡去事件的具体真相，却通过种种对儿子视觉画面的直接呈现给予了对家庭事实的暗示。在超现实的画面中，儿子看到的只是“坠落”的暗示与象征，这对应到了他在现实中无法澄清母亲嫌疑的结局，因为家庭中确实早已不存在真正纯粹的感情关系。在现实里，儿子试图为母亲辩白，这构成了另一个主线，却表现出了对“家庭中感情“的感知错觉，对自己身处于序幕中属于“雪“的室外还是“水”的室内并不确定，意味着他对自己家庭是否确实情感温暖的难以把握，更接近于“情愿相信”的掩盖问题。庭审的辩论与复盘也引出了家里的各种问题，外界、亲属，甚至夫妻内部存在的种种思想，例如对女性、同性恋的歧视，都成为了分化家人感情的社会性因素。因此，儿子不过是见证了母子与死后的父亲社会中的共有遭遇，家庭从一人的肉体死亡而变得支离破碎，感情丢尽，成为序幕里的空屋。他所做的事情，在颜色的环节得到了很好的象征：“自己确实在外面的雪地中，而不是母亲犯案做伪证而安排自己感知错觉的室内”，这是他证明母亲无罪的关键，实际上却会让他身处于白色的冰冷雪地之中，这暗示了他努力的必然无效。 在母亲的身上，“感官”手法的运用同样是丰富的。面对序幕里被自己形容为“情感”的音乐，她向律师坦白自己戴着耳塞隔绝了它，而描述也变成了“他故意为了让我不舒服”，从直观的听觉与对方用意的“听后理解”中都转向了夫妻关系破裂的消极一面，音乐释义的急转直下本身也具有同样的表达作用。随后，母亲在两个段落中都思考着父亲“自杀”的主张，均完成了听觉上对应“耳塞”的音乐遮蔽：儿子在二楼演奏音乐，镜头给到一楼的她时，音乐却逐渐消失；她看向演奏音乐的儿子，窗户阻隔下却完全没有任何声音流出，其与“传递情感音乐与坚持意外主张”的儿子在感官上的本质区别显而易见。特别是，儿子演奏的音乐是无介质的，他对父母的感情也最为真诚，而父亲的音乐则始终是在机器播放下的有介质存在，播出的目的在妻子眼中确实带有敌意，而他对家人--破裂的妻子，对事故失明的儿子的愧疚--感情也早已变化。“介质”即代表着音乐与声音在传情上的“隔阂”，随后在录音的环节会得到进一步的使用。 更有象征意义的，则是母亲对父亲的直接感知，也是视觉与听觉的合一。她看着在生时的父亲录像，比儿子那边的“照片”更加灵动，却没有任何声音放出。这是对“有介质声音”的升级，是更极致的情感断裂，意味着母亲独处时无需掩盖之下的伪装失效与真实露出。这是她对其人的真实认知，已然不当做一个鲜活的有情感之人，而是需要被自杀判定的无生命之尸体“物件”，不可能发出任何人的声音。其冷漠是夫妻关系的破裂体现，也正是由母亲对家庭种种现实状态的感知而来。 视觉作为母亲在正片中“回避”的表现形式，有着多样的使用。在与律师第一次交流的段落中，导演沿用了序幕中的“上下楼”与“仰拍俯拍镜头”。一开始，母亲跟着律师走上了楼梯，作为对序幕的结局铺垫处“坠落（走下楼梯）”的逆转，她也来到了父亲曾经工作的楼层，填补了序幕里父亲死亡后留下的空屋镜头，扭转了其代表的“无亲人温暖之家”。然而，在母亲的远景中，她只是处在房间的入口处，并不想彻底进入其中，“填补”与“对父亲生活环境的进入”随之弱了下去。在律师的催促下，她不情愿地走向窗户，镜头随着她的“进入”变成了对接“上楼”的仰拍，却马上遭遇了打击：她的行动尽头是坠落的窗户，这正是她进入房间的目的，以父亲坠亡时的俯拍镜头为主观视角去观看其掉落的雪地。可见，母亲始终知道自己即将看到“死亡”，这正是她在家庭生活中感知的真相，而她只是在此刻试图回避面对它，因此才格外抗拒，却终究无法坚持到底，在这里是律师的催促，后续则是种种自辩。这种必然的失败，在母亲决定自杀主张时，同样已然注定。 在庭审展开的阶段，导演将主张“自杀”与“他杀”的双方进行了同质化的处理，从而让事件真相在非具体层面的本质上得到了“外界社会影响下的悲剧产物”这一定性。“自杀”一方，母亲和律师进行了一次自白视频的录制。它与序幕中的采访产生了对应关系，母亲如同彼时一样地继续“伪装”，表达对丈夫的爱，掩盖着夫妻关系破裂的事实，但这一次却不再流利自如，而是局促不安，这推进了“真情纽带不再”的暴露，佯装和谐的掩饰消失了。显然，此刻的她已经对丈夫没有爱意，也就无法再自然地描述出当年初遇并爱上丈夫时的情感。而作为对其出发点“恩爱夫妻”的影响来源，此处提供了律师作为外部者出现，他说着“你需要成为社会需要的你”，用吻合外界思想的方式编写与定义这段夫妻关系，录制自白的视频就是为了用“符合外界的方式“去证明丈夫的自杀，即“夫妻关系破裂”。 由此一来，其再现的夫妻关系走向了破裂，而其进行方式却是非纯粹情感因素下的“吻合社会思想”，这实际上成为了父亲死亡本身的扩展。在死亡本身层面上，夫妻关系的破裂存在着诸多社会性因素的影响。而在“对死亡的定性”层面上，这种破裂又由“符合外界思想”的方式进行诠释。“庭审”的后者实际上成为了前者的直观呈现途径，随着辩论的进展，“夫妻关系破裂后的丈夫死亡”被赋予了各种社会性与思想性的解读与定义，每一种都诠释了非情感因素对描述中夫妻关系的负面影响，而这事实上也成为了对丈夫死亡本身真相的概念化揭露：他的非意外死亡对应着夫妻的破裂，而影响者便是外部社会的复杂，不管死法如何都是如此。法庭上的双方辩论也正表达了这一点，无论是“自杀”还是“杀人”，都属于双方根据“吻合社会思想”而做出的种种诠释与论证，均是对夫妻纯粹感情因素进行社会性影响的复杂化。 无论具体真相如何，夫妻关系在感情被复杂化影响后的破裂都是不变的。因为他们的关系自始至终都笼罩在“社会”之中，就如同被描述“关系”的始终笼罩在“庭审”与“外界舆论”的”社会”中，而其诠释内容也会随着外界需要而变化一样。具体真相的始终模糊反而升级了夫妻感情受影响的程度：它可以是庭审双方口中“吻合不同社会思想”之诠释方式中的任何一种或几种，“主流价值观”交织的复杂社会作用到情感关系上，其影响之剧烈可见一斑。而在这巨大的影响之下，唯一可以确定的根本事实就是感情关系被破坏的结局本身，就像母亲到了此处无法继续完美掩饰夫妻的不和谐一样，无事的伪装终究要被扯下来。在表现“庭审中双方面对并贴合的社会性影响”时，导演使用了强调“摄像机之存在”的镜头构图，让中心点的“夫妻关系”始终保持在外部的凝视之下，受到其影响：辩论双方各自进行符合外部的诠释方式，以求得支持而获胜，舆论则以自己的理解去解读事件，并引导母子和律师做出相应方向上的回答，从两个角度上对夫妻关系进行社会性诠释，不变的则是”破裂的死亡”。 如上所述，“自杀“主张方的律师让母亲陈述与丈夫的过往，先证明自己对丈夫的爱，而后再以儿子失明的事故作为其自杀的解释，这是律师认为的符合社会思想的内容。导演将这一段分成了两个部分。首先是母亲叙述的夫妻爱情，磕巴的状态说明了情感纽带坚固的伪装动摇。随后，则是母亲叙述到儿子失明时的瞬间，镜头切到了嘴唇的特写，让我们看到了母亲抒发心痛时“情从口出”的真实感，这对应了儿子努力证明母亲无罪的表达，让母子亲情成为了唯一尚未被外部社会影响与弱化的确定性积极存在。然而，这一切都被笼罩在了“外界”的摄像机之下：它的整体内容是律师投外界所好的设计安排，这已然对其中的真实母子情片段构成了“无视”，只是将它当成自己诠释的一环，而画面中始终存在的摄像机则让母亲的叙述成为了外界笼罩的状态：以吻合外界的“眼光“（摄像机的注视视角）为目的，全程直观地处在其视角之下（内容编写者律师的视角），而不是只保留真实，将夫妻还原到纯粹情感关系的绝对自主状态。同时并存的记者摄像机镜头中，众人对涉案人进行诱导性的提问，并在摄像机拍摄的电视画面中做出诠释后的报道，则是舆论方面的影响。 另一方面，作为“杀人“的主张方，警方也在用自己的摄像机拍摄查案过程，以自己的方式再现案发现场，进行完全没有情感注入，只为了获得理性逻辑下“有罪“论证的诠释。母亲与儿子在此处也受到了非常直观的“真情关系受阻”。在这一段中，母亲和儿子，警方的事件还原，都始终处在摄像机的低画质拍摄镜头之中。频繁的变焦、对焦，手持镜头的晃动，强化了二人此刻受到的外界凝视下的“社会性诠释”影响，其真情随之发生的动摇，也对应了序幕中儿子和狗洗澡时的画面晃动，赋予了后者更丰富的意义：即使在死亡还没发生的时刻，即使在绝对独处的空间，即使是最为“情感坚定”的儿子，事实上也处在“被拍摄”的外界“社会”视角之下，随之遭遇动摇的影响，随后引出了雪地中的狗无反馈、人迁怒狗的关系恶化瞬间。最后则是对“坠亡”本身的再现，警方带着母亲在二楼，儿子则站在雪地，在警方“你听见吗”的呼喊中，室外的镜头从二楼飞快摇到了雪地，让母子二人完成了一次由警方取证引导出的“坠亡”（家庭破裂），仅存的母子真情关系即将迎来“坠亡”。 而在接受警方现场还原调查的时候，处在“外界摄像机”画面中的母子也确实体现出了被影响的状态。为了确认儿子在屋外是否能听到，母亲再现了当时与记者的对话，却被要求使用法语，这带来了“国别”的社会性因素，推翻了彼时“你可以用英语”的两国人打通国别语言隔阂的交流无碍。母亲的法语不足以完成自如的交流，这是人际交流的社会性阻隔，施加者则是法国警方基于“这是法国”的国别化要求。与之呼应的是，法国警方对事件的再现方式同样脱离了绝对真实，并在最后干脆替换母亲本人，由两个警察完成对话重演，在“彻底虚假“中达到“外界演出”的影响升级，母亲彻底失去了表达自我的权利，完全由外部进行定义，自己的性格--”不会大声说话”--都被无视和改变了。 这一幕说明，警察诠释的夫妻关系受到了感情以外因素的影响与改变，对应着他们涉足此现场时的“逻辑论证有罪”初衷，笼罩在摄像机的“凝视”中，完全变成了复杂因素引导下的扭曲诠释。对此，母亲先是在“语言交流”上被影响，被替换后更是只能站在一旁，完全无法改变自己的被诠释。 儿子同样受到了这样的影响，导演在此处使用了“贴纸”的元素，更重要的则是持续性手法的“声音”。在还原事件的现场，他努力试图证明母亲的无罪，重要证据则是寄托了父爱的“贴纸”，以及对采访中母亲抱有对记者纯粹好感的真情话语的收听。它们分别是“触觉”和“听觉”，构成了儿子对家庭状态的直接感受与了解。但是，在警方的摄像机画面中，它们却被推翻了。“贴纸”成为了儿子口中的“弄错了”，镜头划过牵着的狗，更是以其“视力代替者“身份而增加了“视觉画面”的要素。更重要的则是“声音”。电影在这里首次引入了“声音”的延伸，即“人工改变后的有介质声音”。 在警方还原现场时，儿子先后倾听了母亲与警察演绎的对话，前者的法语和后者的“非本人”都形成了相对于序幕里“母亲传达好感”之情感真实的再诠释。它对母亲进行了国别的阻隔与真情的复杂化定义，对以母爱力证母亲无罪的儿子则同样施加了影响。他完全听不到说话的声音，这逆转了此前他对音乐的直接演奏。此时面对“介质下诠释的被改变之声”，儿子无力证明母亲之于父亲死亡的无罪，夫妻之爱证伪，自己对母亲的爱也无法作用。 在后续的发展中，这种无力的对抗得到了进一步的具体表现。法院允许母亲保释，其理由是“儿子需要照顾”，压倒了检察方反对时提出的“证人和嫌疑人在一起”。这似乎带来了“母子亲情”的暂时胜利，不仅争取到了法官，也将二人关系从“证人与嫌疑人”扭回到了“母子”，获得保释与签字时的母亲也得到了安定的非摄像机视角镜头，“凝视影响”与施加动摇都不复存在。而在另一个段落中，母子则以“直接的音乐声音”展示了母子亲情的确定性纯粹：儿子先弹着父亲喜欢的音乐，随后与母亲完成了象征心意共通的四手联弹，乐曲也转成了传达父亲想念与哀伤的悲乐。母亲虽然勉强，却依旧完成了联弹，这一细节暗示了她在外界影响下努力对抗的状态，并在段落的结尾与儿子相谈甚欢。 然而，母子之间却马上插入了“社会视角”而受到影响。法院派出工作人员与母子同住，防止嫌疑犯母亲与儿子达成证词默契，二人的关系随之被定回到了非亲情的一边，而工作人员更成为了“非情感之社会性影响因素”的具象化象征，直接介入了母子之间，让儿子向自己汇报母亲的可疑诱导性言行，引导他将母亲看作“嫌疑人”。并且，她更是进入了本属于母子二人的家庭环境之中，作为更进一步的表达。母子遛狗散步时，她跟在后面，母子最后看到了远处自家的坠亡实验：父亲的死亡被反复重演，关系破裂与家庭毁灭的结果一再出现，而其引导者则是警方的“逻辑论证之有罪”，这无疑定义了望着这里的母子受到身后工作人员影响的状态。而“法庭”的画面也迎来了逆转，不再是保释时的安定镜头，转为法官列举逻辑证据进行案件解说的安定镜头，将父亲作为“死亡的尸体”，将案件以非情感的理性方式再现，这才是法庭的持续性状态。此刻的记者相机与摄像机镜头依旧存在，镜头闪光中的法官却处在了非摄像机的镜头画面中，这暗示了二者的合一：法官的案件诠释由理性而得，作为依据的辩论也是以社会思想与价值观的交锋为主，而记者的解读也同样如此，二者均非情感化考量，因此前者事实上并非后者影响下的产物，而是后者本身的另一形式。 本片活用了法院庭审的工作方式，将它立在了”夫妻感情”的对面。双方展开辩论，展示各自的理性分析与逻辑证据，拼凑出的都是父亲的死亡，而非活生生的他，证明的都是父亲在“自杀”和“被杀”下的感情破裂，而非母亲最初强调的”意外”，解释关系破裂的都是各种社会价值观内容，而非关注于“夫妻情感”本身。于是，法庭就成为了社会的缩影，以其复杂性定义了夫妻关系，导致其在定义下的“破裂”，就像随着庭审进行而逐步揭露出的关系恶化可能性。 在最初的庭审段落，检察官的台词揭示了这一切。面对女记者“我没有见过他，无法确认夫妻关系”的回答，他表示“所以你们才需要我”，以逻辑和价值观的综合判断去定义夫妻关系，导向他需要的“极端破裂”，象征着社会因素导致的破裂结果，就像此刻他们对妻子和女记者的影响---开头的无介质对话变成了录音，女记者对妻子的态度也从单纯好感变得更加复杂。 而在母亲身上，以律师再现的“夫妻关系”也又一次地遭到了扭曲。初登场时，律师是父亲的平替者，一直到保释段落都是如此：他对银行说着“我来代表她”，处理了房产抵押，仿佛在执行平时由亲属负责的事务。但如上所述，当保释完成后，他开始说出“你要变成外界想的那样”，架设摄像机，成为了“外界影响的执行者”，对母亲与夫妻关系进行扭曲诠释而导向“自杀下的有意死亡”。人物性质的转变已经带来了“夫妻”的破裂再现。而当他与母亲坐车回家时，这种破裂也更加明显。他第一次听到记者录音的存在，质问母亲为何不说，二人发生口角，镜头在他说话时给到前车窗，母亲说话时则是单人镜头，让律师始终在二人的对话中“缺席”，暗示了二人关系纽带的不再顺畅。随后，承接此铺垫，母亲也直接表达了原有夫妻关系的消极真相，内容关于自己离开德国故乡而不适应此处法国的怨气，国别对夫妻关系的阻碍第一次如此确切地出现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阶段，“录制声音”作为“有介质之声”的又一形式出现。其人工刻录与机器播放的性质让它带有了一层“后天”的薄膜，与绝对真实的声音（直接说出的话语和直接演奏的音乐）区分开来，代表着“真情传递的隔膜”，其带有一种代表外力“诠释”的“后天加工”之意，因此其也无法带来真正的真情关系，反会导致破裂，会被外界进行解读与定义。序幕里，父亲播放的便是录音的音乐，其目的正是干扰妻子而非真正的情感，并成为了其死后“家庭毁灭“之空屋镜头的配乐。此外则是记者采访的录音，它被使用的目的是证明母亲的有罪，其原本内容的“母亲传达单纯好感”被各种复杂化地诠释与解读，对母亲与记者的关系进行定义，也由此推论母亲与父亲的关系。到了庭审的阶段，我们一次次地听到录音中的声音，检察方将之赋予“同性恋”的理解，带有对此的歧视眼光与有罪推论，将其作为论证夫妻关系不睦的证据，既从情感层面复杂化，也将无论性向的情感关系进行了社会性的二重复杂化。 到了庭审的阶段，为了进行死亡事件的论证与定义，双方均抱有的社会性视角得到了更明确的展现。检查方对母亲赋予了基于性取向的有罪论证，暗示丈夫因为母亲的双性恋而愤恨在心，所以才放音乐插入母亲和记者的“情侣“之中，其对当事者的性取向抵触推测说明了其本人及代表社会的心理。甚至连“声音“的音乐，都被赋予了“美国说唱歌手表达某某之作”的说辞，以其思想主题作为对父亲心绪的再诠释，对应其播出的“有介质”。律师的反击则同样从对方对母亲的“反社会价值观”的称谓切入，强调政治不正确。双方针锋相对，却均保持在社会性价值观的语境之下，无视了似乎不足以帮助获胜的夫妻与母亲的情感本身，就像他们做出的“自杀”与“杀人”之“破裂”的共同结局定论。 作为其承受者，母亲也面临了更多的人际关系破裂。她与记者的关系即是如此。从序幕到出庭初期，记者都对母亲抱有好感，因为对方传递出了好感，却在检察方的百般“诠释”下动摇---一个转变的细节是，记者先是不自然地改变对母亲的亲昵称呼改叫姓氏，展现了“受压”，随后主动向法官表示“叫我小姐”，纠正“夫人”称呼，暗示着她对“独立不婚女性”的重视被激发，镜头迅速给到检察方的微笑，随后记者则开始了符合他“传达同性爱慕”说法的证词。在母亲无奈陈述时，镜头给到了注视她的记者，却已然沉默，打破了序幕中“法德二国人以英语交流”的畅通无碍与真情传递。 两场重要的庭审戏份中，母亲和儿子共同处在了被外部社会与非情感因素笼罩与影响的状态下，二人对夫妻爱情的信念也随之动摇，这得到了极其直观的表现。事件于“发生后”的被剖析，以及于“发生前”的过程，在这个阶段并列地出现，让外界对前者的剖析成为了家庭内部被“非夫妻感情”的外部因素影响而破裂的再现。 在母亲这边，两场庭审戏有着种种共性。首先是语言，母亲先是无法用法语而切到英语，让代表社会的法庭上同时拥有了法语和英语，这已然打破了此前“两国人用共同外语的英语无差别交流”的“去国别文化之共通”。而在两次庭审中，法语与英语的交流都存在交替发言的相对和平阶段，最后却都落到了同时发言或抢白发言的冲突状态，升级了母亲与检察方等人的国别隔阂，这对应了夫妻二人的不同国别问题。开头给出了同样的构图，母亲背对镜头站在法庭中央，半圆形的房间和前方环坐的法官们对她形成了环境上的压力，暗示了两次庭审中“外部”的影响施加。她即将面对以各种价值观、学术理论、逻辑思维等非情感因素对夫妻情感关系进行的剖析和定义，这正对应了夫妻关系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社会观念因素的负面影响。 两次庭审中，母亲都一度试图捍卫自己与父亲的感情形象，强调二人关系并非真的破裂，她对抗的实际上是律师与检察方，后两者的手法正是以不同角度进行夫妻关系破裂的非情感式推导。在影片后续的语言使用上也是如此，庭审上的她在试图描述家庭关系时会使用英语，在与儿子和律师的交流中也是英语，试图重建“打破隔阂而情感直通”的家庭关系，但这往往会被“法语”阻碍，包括庭审上反方强调理性证据与逻辑论证而解构案件时的法语，以及后续工作人员进入家庭后对她一度强调的“说法语”。 两次庭审中，律师试图用“抑郁症“来证明父亲的自杀，而其根据正是父亲对事业弱于妻子、只能家庭妇男的消沉，并树立起母亲毫无问题的爱夫形象，而检察方则希望将之归结于母亲的责任，并推断母亲对父亲憎恨下的有意施压，暗示杀人结果。这引导出了男性尊严、男女地位不平等的认知、独立女性价值观的赞否，包括欧洲经济危机带来的财务压力，国别带来的种族与文化壁垒，由此展开了夫妻二人对它们态度的不同倾向之推测。电影不给出倾向的真相，这种“各自有理”的复杂性正代表了夫妻关系所受处境，而无论哪种倾向下的影响施加方都是社会性的。 在关于抑郁症的庭审中，对于“事件发生前”的过程，他们在精神和语气、动作分析的层面上针锋相对，而对于“发生后的死亡”则以痕迹学、物理学等理论进行分析，后者对“死亡”这一夫妻关系结果的非情感化拆解正对应了前者体现的关系走向这一破裂结果之复杂内因。它与单纯的情感关系不大，甚至连象征家庭的房子都被再构造成了平面草图、塑料样品和3d建模，照片上的此地也只有论证相关的局部，完全被剥夺了“家”的人间温暖。而父亲也不是一个活人，而是x光片中的手部骨骼。甚至连同双方证人与辩论者对用语、口气、论证与证据细节的咬文嚼字与敏锐捕捉，在遣词造句上共同的繁琐晦涩化特征，都强化了夫妻关系所处“诱发推动”与“剖析定义”环境的混乱复杂。 到了播放录音的庭审，这种“外部影响”进一步地从“死亡解构方式”升级，变得更加直观。在录音即将呈堂的时候，镜头反复给到旁听席上的无关人等，对法官则是手持镜头，并突然给出了瞬间的取景框移动，似乎在追拍法官后进行调整。这都暗示了“外界凝视”的影响力存在，笼罩在了当众播放的录音之上：此录音中反映的夫妻破裂之事实，会被这些凝视者们以各自的非情感方式进行思考、理解、剖析、定义。这种影响也马上作用到了录音中“夫妻关系发展过程”的层面。播放的初期，录音以屏幕上文字和机器中声音的“人工有介质“方式呈现，随后进入了彼时的空间之中，看似属于独立环境中的夫妻相处，实际上依旧是“人工”下的产物，受到其影响，就像它引导录音中的夫妻呈现出有介质的隔膜状态。母亲与父亲谈论的内容中，既包括了上一段中所述的种种社会性问题，还有所扩充，如曾经提及过的国别问题再次出现，二人在语言使用上争吵，也引出了对生活国家选择上的巨大分歧，母亲作为外国人抱怨着与周边人的文化隔阂。 甚至，这一段还增加了对性爱观念与性取向的分歧。父亲受到挫折而无法性爱，抱怨母亲与其他同性做爱，母亲则表示那只是一个“个人卫生问题”，这无疑是最佳的“爱情复杂化象征”，原本属于爱情高潮的性爱却因“男性的事业挫败”、“男性在女性面前的尊严丧失”、“性爱理念与取向”、“道德伦理观”、“传统与摩登的婚姻认知”、“受困于客观上经济危机的开支压力”等等因素而变得不和谐起来。最后，被社会性因素毁灭的夫妻争吵之结果又回到了庭审之中，回到了文字与录音的人工形式，并进入到语气与声音细节的分析与辩论的语境之下对，夫妻关系“破裂过程”的内因展示与“破裂结果”的剖析定义形成了统一，共同承受着性别阵营观念对立为代表的非情感复杂因素的影响。爱人关系理应只关于情感，甚至是跨越性别的，但在当代的现实生活中却会由外界引导的性取向观念、性开放认知，以及各自阵营给予的性别理念，而产生复杂化之下的破裂与对立。 对此，母亲两次都试图做出符合自己内心真实情感的证言，却无一例外地失败了。医生作证的庭审中，她表示“夫妻生活处在很复杂的环境中，我也可以找一个医生来证明他很坏，但这不是真的”，试图反驳精神医生和检察方对父亲“尊严并未受挫，女方持续压迫”的推论，推翻“他杀”，同时又否认了父亲精神状态“导致自杀程度地坏”，显然不希望在自杀和他杀的“受挫而死亡”之间做出极端选择，唯一主张的是夫妻感情的并未破裂，即是对“意外”之内心最初判断的暗合。然而，就像她无意识间承认的那样，夫妻关系其实处在了复杂之中，这种来自于社会性观念的复杂也就必然会让夫妻之间很难在生活中保持和睦和统一，带来破裂的结果。 在“死亡剖析”的层面上，母亲两次在外人的语境下败北，放弃了“夫妻保有感情”的瞬间主张，先是回到了“是的，我憎恨他将自己的苦痛转移到丹尼尔”，后是从“与外人发生性爱一次”到“两次”，“没打过丈夫”到“只有一次”，对丈夫的态度与夫妻感情的捍卫都出现了动摇。而导致这一切的则是检察方在自身方式下的攻击，他将夫妻关系放置在了逻辑推论等复杂的解构之中，如“与一个人性爱多次还是两个人”，“你就打了一次便被录音真是好凑巧”，进行有罪推定，这也是基于种种复杂因素而对夫妻二人进行两极化推论的其中一种形式。 必须注意的是，这种方式在两次庭审中同样体现在律师的辩护之中，由此形成了对母亲的双重影响。律师对母亲的影响甚至要早于庭审阶段，在纠正她“意外”主张而抹除“夫妻未破裂，双方都很好”观点时就已经开始了。因此，我们也看到了这样一种构图方式：在母亲发言的时候，镜头始终采用对她的倾斜角度构图，削弱了她做出自我主张的力度，而更有力的“影响者”则在她倾听的时候出现，以中远景镜头强调母亲被“非情感化思维的外人与非其语境的法庭”笼罩的弱势状态。此外，母亲发言的画面前景中往往被放置一个虚化的东西，或是物件或是人影，同样是对她“被外在力量覆盖”的弱化施加。 母亲强调的夫妻感情处于复杂的语境下，被赋予了消极的定性。这也迅速延伸到了录音中的“关系发展过程”层面。二人一开始讨论着丹尼尔的车祸与相应产生的夫妻摩擦，此时的一切都只关于亲情和爱情，却在谈话的发展中逐渐混入了上文所述的种种个人观念与客观环境的问题。话题从感情出发，却逐渐不再关于感情，其复杂因素带来了双方从相对和谐走向大打出手的变化。由此可见，如果仅仅只是因为丹尼尔的车祸失明，夫妻关系并非全无回转可能，真正导致万劫不复的是更社会性的部分。因此，母亲一度试图挽救感情的努力也就注定无效。导演再次使用了第一阶段的“吃饭”手法，夫妻二人先是一起吃面条，随后在争吵中停止了这种潜在的交互，特写镜头中母亲试图用碰杯的方式重建，其取景摇晃与逆光虚化却引出了随后的再次争吵与放杯未饮。 由此可见，影响夫妻关系的已经并非只是感情，因此母亲的做法毫无意义，感情被复杂化影响后的破裂是不可避免的。当我们回到庭审中，这也由另一种形式而直观地体现在了“对破裂结果之死亡的剖析”层面上。检察方举起了母亲的著作，将其中的语句节选并朗诵，作为对其愤恨父亲的证据。这几本书的故事取自于母亲与贡献灵感的父亲的个人生活，包括了“事故发生与平安的两重世界”和“对丈夫的怨言”等等情节，既有二人对车祸的痛苦，也有夫妻相处中的困境。但是，它们被检察方以截取个别句子的方式进行拆解分析，破坏了其共同构建出的“复杂的夫妻状态”，也就抹除了母亲此前在描述复杂状态后表达的丈夫“不好也不坏”之非极端定义。这种方式打破了夫妻的关系，甚至无视了关系中作为起始基础而被逐渐复杂化的“感情部分”，全盘进行理性逻辑到咬文嚼字程度的推断与定义。初始作为“母亲感情承载”的小说，在检察方的语境下被扭曲成了完全非情感的存在，以证明夫妻关系的破裂与杀人，与之对应的则是书在“事件发生前“的作用，从夫妻二人寄托感情的载体变成了关乎事业与尊严而关系破裂的导火索。感情要素的破裂对应了社会影响夫妻关系恶化的进程。 电影给出了一个单独的“家庭别墅”段落，作为一家人的独处环境，母亲在此试图重建感情的和睦状态，回到家庭破裂前的氛围。对儿子，她强调“庭审上说的一切不是真的”，抹掉自己主张自杀而带来的和睦不再之事实，对平替丈夫的律师，她与对方更露骨地说着爱情的话语，并确认对方“内心中相信自己无罪”。仅仅在这个独立环境中，母亲希望获得“意外”的定性，以此刻的三人和谐回到意外发生前的状态。然而，律师始终没有坚定回应，这延续了此前对二人关系分化的铺垫，构成了类夫妻关系的再度破裂---“父亲”律师与母亲的关系走向分化，完成了对夫妻关系破裂在事件“发生后”之剖析与“发生前”之过程的同步再现。 并且，第一阶段的律师与录音闪回中的父亲都拥有“与母亲吃饭的进行与结束”，也暗示了二者的共性与相同结局。在录音庭审的结尾，律师继续用一贯的社会性语境定义父亲，将他说成夫妻关系中受挫的自杀者，也引发了母亲想捍卫父亲个人与夫妻形象的不满，“他不是你说的那样”，推动了律师“父亲”与母亲的分裂。而在对儿子的一边，母亲也宣告失败，儿子不仅没有回应，代表“视觉”的眼睛更是始终处在黑暗中，说明其听到母亲对夫妻关系积极表达时的自身认知：对于父母和这个家，此刻的他只感受到了一片黑暗。即使是这个独立的家庭环境，母亲也已经无法进行任何重建。在她考虑到律师的“社会思想需要的形象”而放弃“意味”主张时，失败就已经是确定的了。 身处于庭审中，儿子同样受到了巨大的影响。他带有坚定的母亲无罪观点，对父母关系的认知也是积极的。但是，在两次庭审的部分，镜头先以“儿子站在巨大法庭中”的远景为起始，第二次则是在庭审前，儿子坐在法官办公室中，和母亲同样的“背后取景”而受其压力，每个正面镜头的身后则始终有“一起生活并监视母子”的法庭工作人员的身影入画，带来了全方位的影响。而在这种影响之下，儿子坚持出庭，其状态也在侧面镜头的弱化中得以表现：在法庭上的各种复杂讨论中，他感受到了夫妻关系在其作用下的的恶化，自身的坚持也愈发剧烈地动摇起来。此段中他牵着狗，更是由其“视觉”进一步让他的认知全方位受到影响。到了庭审上，第一次的镜头以他作证时的两侧移动为主，让他在“自杀”和“杀人”的两极之中反复转头，夹在两边的外人中间，受到二者交替的“外界”影响。第二次的设计则是儿子的越肩式角度，甚至使用了推拉，让画面里他眼中被迫进行“自杀”主张、挣扎于对方语境的母亲身形被放大，强调了他对此的视觉感受。感受的结果则是视觉上的最直观画面：他看到了母亲口中推论自杀的药片证据，看到了无家庭氛围的空屋，随后则看到了父母的打斗。 显然，儿子秉持着积极的信念，最终其感官接触到的却是关系破裂与感情不再的残酷真相，而此前的积极感知则只是一种错觉。他证词中的种种漏洞，“触觉”错误的胶条，“听觉”错误的谈话声音，都是他对家庭状态的直接感受错误，对应着他对父母关系的感受失真，一切都是他的过于乐观，因为他只处在独立封闭的环境中。而当他自己也被外部社会笼罩与影响的时候，对同受影响的父母关系就开始产生了更真实的感受，其感受以最直观的“视觉”呈现，得出的却只有破裂而已，就像他进行象征“家庭情感”的钢琴演奏，追随其看到的却只是坠亡的雪地。他同样是母亲一样的存在，被迫放弃了对感情依旧的坚持。 儿子的这种变化，在他经历了两场庭审而即将做出自己的最终作证表态时，达到了关键的节点。电影用多重的手法强调了他的“视觉”，对父母关系破裂之真相的直接观察之“视觉”的抗拒，以及其必然性失败后的无奈接受。作为“视觉”象征的导盲犬--序幕里父母放心地让儿子带狗出门，狗引领着儿子的移动--自然是最重要的环节。首先，儿子像序幕里一样洗澡，他又一次处在了可融化“父亲死亡地上冰雪”的热水之中，构图却不再是序幕那样的无边界，而是将他精准地框在了浴帘之中。这与他在父亲死后卧床听到楼下母亲与律师对话的构图高度对应，形成了“死亡与破裂”对他的笼罩，延续自序幕的“热水”就此失去了作用。同时，这里也没有了序幕中的狗，儿子不再与它嬉戏。一方面，这意味着他对狗的抗拒。因为他从此前母亲的证词中了解到了父亲抑郁症的事实，无论死亡真相如何，父亲因母亲而产生的消极情绪、父母关系的恶化都是确实的，这是他首次了解的真相，就像对女工作人员说的“我从没想过父亲会自杀”。而狗则是父亲抑郁症的证据，它此前的昏迷便是舔到了父亲的阿司匹林。由此，狗化身成了“破裂真相”，被拒绝接受其的儿子抗拒。但是，这种抗拒本身就意味着他对真相的了解，可以拒绝狗进入浴室，却会被浴帘“框住”。随后，他的抗拒体现在了对狗的实验之上，试图证明阿司匹林不会让狗昏睡，实际上却是相反的结论。 此外，狗作为”真相载体”而对儿子的影响，也与它的“视觉”属性联系起来，儿子对它的抗拒就同样有着对“感官真相”的排斥。并且，儿子从它的身上论证了父亲的非意外死亡，也就等同于由它而实现的“对真相的直接感知”，即视觉为首的各种感官途径。在此前的庭审中，镜头就不断给到儿子的越肩镜头，让他似乎在凝视着作证与被询问的母亲，带来了对其非感情一面的视觉感知。而当狗证明了父亲的抑郁症时，它也作为“视觉”直接影响了儿子。儿子在对女工作人员讲述自己对父母的震惊，镜头从他的双眼切到了喝着水--又一个证明阿司匹林的细节---的狗，构成了他对“有证据”真相的认知，而“带有真相的狗”也仿佛作用到了他的眼睛，直接打通了他的目力残障，让他亲身感知到了一切。事实上，这在序幕的结尾就有暗示，狗成为眼睛的延伸，一路走过了“家庭”的各屋，最终来到的却是“家庭真相”的父亲尸体，儿子能看到的也就只有破裂的死亡而已。此外，喂狗吃药时给到的“触摸物品”镜头，也将“感知真相”扩大到了触觉的范围。 在这个阶段，电影甚至给出了儿子“视觉载体”的变化，直观地表现了他对父母关系的认知切换。序幕中，狗是他唯一的视觉延伸，但到了最后，女工作人员却接手了这个角色，她与狗的联系从“救狗”开始，似乎以赐予对方生命的方式将自己注入其中，随之更是取代了“导盲犬”的作用：儿子再次外出散步，导引他的却不再是狗，而是牵着他的女工作人员，镜头数次给到后面尾随的狗，暗示着它与女工作人员的属性合一。而女工作人员代表的正是法庭势力，是一家三口内部家庭环境中的“外部因素”。包括她在救狗时的表现，也带有基于“介质”的细节设计：就像庭审中作为证据而分析夫妻关系的“录音”一样，此刻女工作人员为了救狗而给手机发语音，“手机”与录音机一样成了中间介质，而对面的对话者更不是人类而是ai，在生命体概念上即存在鸿沟，这显然暗示了女工作人员的“非情感载体”属性。儿子对她的接受，也就意味着他对“外部因素进入并影响家庭”的感受，其视觉感官已经调到了社会性的一方。 儿子拒绝与母亲说话，要求与女工作人员独处在家中，也是同样的表达。他已经意识到了社会因素对这个家的涉入，而排斥已经不再是纯粹亲情对象而是“杀人嫌疑者”的母亲，是他暂时抗拒真相，却马上被狗的昏睡而推翻，实际上抗拒本身也是对母亲的不再信任。此刻火焰劈啪作响，与“热水”具有相似的反冰雪效果，却已经无济于事，母子关系早已冰冷，冰雪在暗中已经不可抗拒地笼罩了所有人，“火焰”与“有人的房间”都只是掩盖。此后，他就完全接受了女工作人员为代表的“社会因素影响”之破裂事实。他听了女工作人员对作证的观点，话音戛然而止，随后切入父母年轻时“在生”的照片，形成了一次由“寻回父母感情完美关系”而进行的微弱抗拒，瞬间却被自己再次推翻。狗、儿子、女工作人员坐在一起，镜头从身后出发，形成了儿子在女工作人员与狗的“社会化视角”下对电视中社会热点讨论节目的听觉与视觉感知，其人在说的正是对夫妻关系破裂的社会性定义。 在”视觉”表达结尾出现的，便是儿子对序幕结尾中狗的再现。他演奏着对父亲传达想念的音乐，”视觉”感知先在镜头的放大中呈现为黑影遮住眼睛的“看到黑暗”，随后他像彼时的狗一样穿过家庭空间，最后直观看到的却只是父亲死亡的地点。就像狗眼前的死尸一样，而曾经代表“无介质之直接传达感情”的现场演奏音乐，也带来了死亡的真相而被推翻，作为“真情”最后堡垒的现场音乐轰然倒塌。随着视觉的恢复与感知画面，儿子的内心变化也就显露无疑了。电影第一次真正给出了儿子用自己双眼看到的“最直接与最真实”之真相，便是关系破裂与父亲死亡的发生之地，而非对方灵魂理当回应而出现的鲜活姿态，他的想念并未传达成功，自己认知里的鲜活父亲已经形象模糊，反而只有夫妻破裂并自杀而死的结果是可确定的。 在这个阶段，母亲也遭遇了巨大的打击。在女工作人员的“涉入”状态下，她与儿子进行跨民族与国别的英语交流被工作人员禁止，法语也无法得到儿子的亲口回复，母子之间具有“跨越某种阵营阻隔意味”的交心已经不再。而对丈夫化身的律师，电影则再现并升级了此前二人开车的一幕：母亲与律师先用英语交谈大笑，似乎没有被儿子驱逐后的隔阂与消沉，实际上镜头中的马路却已经漆黑，比之此前一段的“明亮马路”镜头更加恶化，说明了母亲黑暗处境的升级。同时，此刻的律师也依然处在座椅背后而身形消失，与此前段落中二人交谈时的构图高度一致，意味着二人联系的“被打断”，母亲也因与儿子的“被打断”而终于哭泣，对应了此前一幕中车内二人的吵架。随后，“吃饭”也加深了母亲和律师之“夫妻关系”破裂的表意。此前，母亲通过“吃”与亲近者建立情感关系，与律师一起吃面并和谐相处，与丈夫则试图恢复共食与共饮，作为吵架途中努力挽回而唤起爱情的暗示。而到了此刻，母亲和律师一起出走，在吃饭的却只剩下了母亲一个人。 母子关系，“夫妻”关系，在这个阶段都得到了或明或暗的巨大阻隔。此刻连接母子关系的，反而变成了“对夫妻关系破裂的社会性定义”。电影用评论节目作为儿子与母亲两边段落的无缝衔接媒介，他们都在观看节目，形成了基于其暗示“母亲为了创作而杀人”的纽带。 在最后一次的作证时，儿子已经完全成为了庭审语境下的存在。他通过“视觉”感知到了父亲在夫妻感情破裂之下的自杀，这已经彻底摧毁了他此前对父亲的认知，对方不再是他认识的那个人，亲情联系也就自然地松动了。“声音”成为了对此的表现手段，电影一直在用“无介质的声音”表现感情的联系，儿子对父亲建立隔空寄情的音乐演奏即是如此，而“有介质的声音”则代表感情关系的受阻，随着影片的发展，由“夫妻吵架从录音介质切入无介质”而表现出“受阻”逐渐进入现实而愈发真切确凿的不可掩盖。对于以“听觉”接收它的儿子而言，这就带来了他的感知转变，延伸到“视觉”观察到的“父亲自杀之地”，形成了他对家庭真相与父母形象的再认知。而最后作证时，这种表达也得到了升级，儿子回忆起父亲对他说的话，本应是直接用父亲声音叙述，却变成了儿子在法庭上的回忆声音，父亲只张嘴而不出声：“无介质”出现了，却恰恰没有哪怕一点“声音”，此前父子二人的“无介质钢琴声”带来的“父亲自杀”感知便是此处的前导。这再现了此前母亲看着父亲录像时无声的一幕，无疑构成了对父子关系的最大削弱，儿子看待父亲的方式变得与母亲一样了。 在回忆中，儿子对父亲的认知几乎被重造。副驾驶席出发的镜头形成了他的第一人称视角，即为“直接的视觉”。而他观察到的则是对既往父亲印象的推翻：父亲用狗来自比，“它是好狗，想着很多你想不到的东西，有一天它会死的”。这个叙述无疑指向了父亲在家庭生活中承受着的种种非情感因素，各种外部的价值观对夫妻感情关系的扰乱，这带来了父亲的自杀，也正是儿子不曾想到过其存在的东西。此前，狗吃阿司匹林的过往已经说明了儿子对破裂真相的接触，而父亲的自白则是更确凿的一段。并且，狗也成为了父亲的一种延伸象征。如前所述，序幕中狗预示父亲坠亡的“下楼”，与儿子打闹时瞬间趴在雪地上不动时对父亲死亡的对应，都是对二者等同性的说明，狗更是与父亲进行了同样的“吃药”行为。狗是儿子的“视觉”，而随着影片的揭露，它自身承载的两层意义，无论是从推理逻辑上对父亲吃药的证明，还是从象征属性上对父亲抑郁自杀的指射，都将其破裂真相以“儿子视觉”形式呈现，直接灌输给了他。 对儿子来说，外部非情感因素对父母关系的影响始终存在于现实中，他并非接触不到，只是主观上缺乏认知，甚至隐约间抗拒着对它的感知，就像他在案件初期会用听到说话声的谎言去为母亲澄清，彼时的他只认为“母亲不会杀死父亲”，而丝毫没有考虑过父亲自杀的可能性，因此只洗脱母亲。直到事实以各种反情感的外部存在--逻辑，证据，录音，物理，医学---而被确凿地细致呈现，他才不得不接受其感情被消磨到破裂的父母真相，在父亲抑郁自杀的自我推论面前完全崩溃。如此一来，父亲便不再是他一直以来认识的父亲，感情关系必然削弱，但母亲其实也同样不再是曾经的母亲，因为他从未设想过母亲对父亲产生的种种压力，直到庭审中一次次“越肩镜头下对证言父亲抑郁自杀的母亲的感知”才逐渐成型。此前，母亲对他说“不要相信法庭上的那些话，你父亲不是那样的”，关系良好的父母才是他的一贯认知，但父亲却最终在庭审的非情感思维与社会性语境下被确定自杀，而母亲也不再是告诉他那些话的母亲，推翻了自己一开始的“意外”主张，完全倒向了“自杀”的“泼脏水”一面，那也是律师口中的“吻合社会思想”。 最终，属于父母真相的争吵从录音和录像变成了夫妻争吵的反向黑暗无介质，而儿子也在作证的时候回想起了曾经规避遗忘的父亲想自杀的表述，这是属于他个人内心的主观--而非客观事件--真相，是在他第一人称之下的“无介质”。他真正能听到的“声音”层面由他自己的无介质声音复述出来，带来了一层的“主观性真实”，而无介质的“影像”则是他失明之下的个人想象，并出现在全过程的第一人称之中，带来了又一层的“主观性真实”。这里的设计极其巧妙，甚至可看作“失明“设定的根本目的。这只是他主观而非客观真相的反映，无介质之下的父亲悲观表述实际上意味着他被影响后的内心转变，而不是绝对客观的真相。 在结尾处，儿子对母亲产生的认知转变非常重要，它带来了儿子的“非情感化”与又一次的“掩盖”。当他看到判决结果时，表情却是迟疑的欢喜，似乎无法真正放开一切地开心，而开心原本应该是亲情关系密切的母子之间最合理的反应。同时，镜头在儿子的眼睛与电视里的母亲之间切换，后者成为了儿子直接的视觉感知画面，却是电视这一介质之下的产物，形成了二人的“阻隔”。而在“听觉”上，新闻片的画面先与儿子演奏的音乐声重叠，随后无介质的音乐忽然消失，转为有介质的电视声。此前，音乐承载的儿子对父亲感情连接已经被死亡之地的视觉画面推翻，到了这里则轮到了母子。此前，直接的钢琴声除了对父亲的隔空寄情之外，也包括了对母亲的四手联弹。随着它的被取代，“母子感情沟通”意义也弱化了，取而代之的是通过电视介质带来的母亲声音，其“社会舆论”属性插入了母子关系，让二人之间的纽带变得不再是单纯的亲情交互与互信，加入了更多的社会复杂因素。 究其原因，儿子眼中的母亲此时已经在“社会浓缩”的法庭中大变样，变成了“间接导致父亲死亡”的存在，她与父亲之间产生的破裂势必影响儿子对她的感情，从而形成了非情感因素的又一重影响。儿子对母亲的看待方式，母子之间的关系，都已经有了浓重的亲情外元素的阻隔。 更甚的是，就像检察方所说，父子对话只是一段儿子的个人主观回忆，其实不足以作为自杀的证据。我们其实甚至不知道儿子是否说了实话，亦或是为开脱母亲的凭空编造。这样的可能性进一步提供了儿子对母亲的复杂态度来源，他眼中的母亲或许其实就是“可能的杀人犯”，只是他此刻希望让其无罪，从而形成对家庭生活的一次“真相掩盖”。这就将儿子对母亲的亲情阻隔关系拉开了两个层面，或是“导致父亲自杀”或是“杀死父亲”，无论哪一种都是明确的夫妻破裂。对父亲进行的“无介质下无声“回忆则说明了他对父亲在认知严重破坏之下的情感关系断裂，与此刻的“对母亲“结合起来。儿子现在看到的家庭与他一直以来的认知完全相悖，对其的接受意味着他自身的“社会化转变”。 事实上，这种转变也体现在了更多的环节。最后作证时，儿子第一次在法庭上身穿红色衣服，这本是他在家中所穿，意味着为自己既往认知家庭所做的最后抗争，也与对立于白色冰雪的“红色火焰”相对应。但是，在最终庭审的远景中，他的衣服却与检察方和法官的衣服颜色变得相同，预示着他对此环境的融入与原本属性的“被吞没”。而他谈论父亲时的逻辑化表达，对父亲“自杀”主张的选择，也都是对非情感语境的吻合，前者是法庭辩论的打法，后者则是律师出于“社会需要”的主张，而非母亲最初与儿子一直坚持、并在二人私下的家中达成纯粹感情化默契的“意外”。可以说，儿子让自己成为了社会缩影之法庭的一部分，他对母亲开脱时的作证也是以其语境出发，而非强调对母亲在情感角度的信任：作证时镜头给到了法庭的女工作人员，而非另一边更加情感化悲愤的奶奶，正是对他此刻内心倾向的暗示。 甚至直到庭审结束，一切也依然被社会因素深度影响，这导致了法庭中母亲和儿子的彻底转变，并暗示了此状态在“庭审后”的持续。儿子的被影响如上所述，而母亲也同样彻底放弃了”意外”主张。在儿子作证的最后，镜头给到他被法庭环绕的构图，而庭审结果则由记者之口点出，而非直接呈现，都强调了外部社会对此庭审与母子的持续笼罩。因此，母子关系也必然无法恢复到真正的亲情无间状态，结尾给出的不过是儿子的又一种“掩盖真相与表面和谐”，或是“父亲自杀”下的勉强接受母亲，或是对“母亲杀人”的撒谎开脱，区别只是程度。 在片中，唯一的积极因素便是母亲与儿子的真情，不仅是二人达成的“父亲意外死亡”之“父母关系完好”默契，以及儿子对母亲的信任，也包括了母亲对儿子的一边。在后者呼救的一瞬间，“遮断感情联系”的耳塞掉了出来，其偶然性对接了母亲一种不假思索的本能。“母爱“为代表的人类最本真之情成为了导演对世界的希望寄托，它远比所有的思想与价值观都更接近“人心的本源”，堪为最后的光明。 但在结尾处，这种积极关系却也无法保留下来。母子重聚在家中，代表外部因素的女工作人员离开，二人完成了“上楼”，似乎逆转到了“坠楼”发生之前的生活。但是，从最后给出的各组人物关系中，我们却看到了别样的表达。儿子拥吻母亲，似乎形成了母子亲情关系的重建，但这里却不是长辈母亲拥抱并亲吻晚辈儿子，反而是后者安慰前者，这显然并不正常。事实上，它在隐约之间对应了耶稣对信徒的动作、体位、表情，儿子正是拯救世人并洗脱其罪的耶稣。但与此同时，耶稣也会承担其世人的罪，在十字架上受苦，这正是对儿子内心状态的指射：如上所述，他为了开脱母亲而进行了或大或小程度上的“非情感行为”，勉强让自己接受了亲情连接并不扎实的母亲，就像他无奈地融入外部社会语境，实际上承受着一种真情被磨灭的痛苦，同样也包括或许做了伪证（父子对话）的承受罪孽。这体现在了他拥吻母亲的最后表情之上，在光影交错中依然是晦暗不明的。同时，母亲对儿子并未恢复英语这一“跨二人国别与民族”的世界无隔阂通用语，而是法庭与“作为证人和被告的母子”才要求使用的法语，也是母子关系并未回到纯亲情之无隔阂状态的表现。 作为最坚定也在年龄上最“无垢”的存在，儿子的非情感之社会化转变无疑是沉重的一击。儿子在片中是唯一的“坚持积极者”，也以更加感性的方式进行“意外”主张，并遭到了打压。他的“触觉”带来了”摸到父亲给我贴的纸”的父爱感受与随后的证词，以对母亲几乎本能而不假思索的爱意而产生绝对信任，为其进行辩护，却在整体庭审中被笼罩在了“自杀”与“杀人”的消极面内部辩论之中，完全没有反抗余地。电影明确地表现了儿子的遭遇。在他第一次接受问询时，镜头给到了取证摄像机的拍摄画面，甚至特意用推拉动作强化了这一点，这即是“倾向于有罪消极推断，持冰冷理性思维的外界”对儿子的笼罩：他们只想从儿子口中获得母亲杀人的证词，而直接以逻辑批驳了儿子的积极言辞--“我摸到了父亲给我贴的纸团，因此可以确定是在室外”，以父爱的载体进行“母亲未杀人”的证明。这带来了儿子的被影响，并一路发展到结尾。 而对于母亲与“父亲”的关系，结尾也同样给出了表面的和谐。首先是父亲平替者律师，他似乎与母亲保持了亲密的关系，不同国家的二人用英语交流，并拥抱在一起。但是，当他们拥抱的时候，镜头却突然从水平侧面切到了母亲的身后，中景改为远景，从大小上削弱了拥抱的力度，无法完整呈现二人拥抱（母亲的后背挡住了律师）更是基于美感的第二重弱化。而在语言引导的“跨国别、民族、文化”上，他们先是吃着日本料理，喝日本酒后相拥，带来了民族的进一步多元化，也重现了此前被破坏的“共同吃饭”，意味着阻隔跨越的升级与情感关系的再建，由官司的胜利而带来。但是，这一切却迅速被推翻了，母亲不会用筷子，带来了东西方在饮食上的习惯隔阂，“吃饭”随之变得无法进行下去。同时，拥抱也变成松开后的尴尬与沉默。 事实上，在结束庭审的时候，母亲马上给儿子打电话，镜头给到旁观中的律师，已经说明了他对“父亲”的无法替代：儿子对他和母亲的关系而言并非正向存在，反而会阻碍母亲对他的不伦之恋，因此他对母亲上车后“不立即与他说话，而是给儿子打电话”的选择并不开心。而他们拥抱以尴尬告终，意味着儿子将永远横亘在他们之间。儿子不会满意律师对父亲的“揭露“，而律师强势抹除母亲“意外”主张而带有的“社会性视角”，更会让二人自身的感情关系受到阻碍而不可实现，也代表了母亲在另一层面上对“夫妻情感关系”的无法重建：哪怕携手，也只是在律师带有的复杂性中重蹈夫妻覆辙。 最后则是母亲对父亲本人象征的“狗”的相拥，这也是电影的最后一个镜头。她似乎与“父亲”恢复了和谐共枕的状态，这甚至是对相当长时间内二人关系的修复，不再是母亲自白时说的“我们感情很好，但分房睡”，而二人情感关系的恢复也在恋爱初期与“活生生的父亲”（不再是尸体）照片特写中得到了暗示。但是，狗实际上正是父亲自杀“至少有其倾向”的证明，对它的相拥并不能消解这一点，更像是是一种夫妻间暂时揭过的拖延，就像母亲在回忆的吵架中试图与父亲和好一样。同时，母亲与狗的拥抱笼罩在了一片黑暗之中，只有一点月光打在他们的身上，光明显然停留在局部，更广泛的环境中则是漆黑一片。当母亲对父亲做出了“自杀”这一符合社会需要、却非她与儿子本心默契的主张时，她的夫妻与亲子关系本质就已经被确定了，此处些微的光芒不过是对整体环境之晦暗的掩饰而已。 由此可见，结尾给出的不过是一个个的虚假和谐，只是暂时性的美好。母亲与儿子的关系，儿子对母亲的信任，母亲与“父亲”（狗）的关系，律师与母亲的关系，共同组成的“外部因素消除后的纯粹家庭亲情环境”，都是如此，他们其实并没能像去往卧室时一样地“上楼”而逆转“坠落”。事实上，他们始终处在社会的影响之中，根本不可能获得任何可持续的情感关系，注定被种种因素所影响。 在结尾处，母亲和儿子不再说英语，英语才是二者最初在这个房间中针对事件讨论的最初用语，是对于纯粹关系的“营造”，母亲彼时无法得到儿子的反应，在最后切换到了法语才完成了正向的转变。同时，儿子在最后以耶稣的姿态亲吻了母亲，这暗示着他在法庭上对母亲的无罪“救赎”，其代价却是耶稣一般的“自己承担世人之罪”，其原本的纯洁之心已经蒙尘了，从“认知社会复杂性”的思想到“为母亲说谎”的行为都是如此。 进一步地说，这种社会的影响甚至也包括了“掩盖”。就像检察方所说的那样，儿子最后的证词并不足以作为自杀的证据，法庭的无罪宣判事实上是有待商榷的。因此，看似儿子胜利的母亲无罪结果，事实上也不过是由“社会”在其语境之下的决定，是“吻合社会思想”之物，依然与其表面的“儿子拯救母亲的母子亲情”没有太大关系。对母子亲情的强调，事实上只是社会的“伪装和谐”罢了，这便回到了影片开始时母亲的状态，将她的“幸福生活之表演”从个人上升到全社会。社会对“情感关系被影响与破坏”的真相进行了掩盖，构成了影片最终的落点。它让“掩盖”也从母亲的个人层面上升，去到了全社会的高度，社会不仅在给予种种复杂因素的负面影响，也在进行着对此影响导致悲剧结果的掩盖。这是整个欧洲在种种深刻社会矛盾对立之现状下的“虚构太平”，而这一切终究会像母亲的伪装一样，难以长期持续下去。 而微观真相的模糊化处理，也作用于这种主题表达。无论坠亡事件的真相如何，儿子在“社会浓缩之庭审”中被影响与改变的遭遇已经构成了对本质的真相揭示：如此以价值观判人且格外强调价值观对立的社会中，父母不可能仅以爱情而抵消负面影响，连同纯洁之身的儿子在内，任何人都做不到这一点。同时，具体真相的模糊，更意味着这种情况的“被日常掩盖”在持续：欧洲人依然生活在表面的开放自由包容之和谐之中，冷酷绝望的真相尚没有被暴露在明面之上，但生活的内里却始终掩藏着各种阵营分裂与思想敌对。同时，“具体”的模糊无疑也拓宽了其真相的范围边界：针对其事件本身，具体的真相可以有千百种，却无一不是绝望而消极的一面，这已然是家庭生活的本质定义之真相，甚至比某一具体限定的确切真相更加极致，引导出了一种“全无希望之路可言”的绝境。 并且，这也与众人在辩论中采取的方式产生了呼应。无论持有什么观点，每个人都在用理性逻辑的方式进行举证和推论，互相针对对方的逻辑漏洞。这无疑是非情感化的冰冷角度，众人由“多人数、多角度、多国别、多人种、多性别、多年龄、多阶层”而共同组成了多元化的整体社会，却共同秉持着纯理性的思维方式，全无任何感性判断，因为这不符合法庭官司所需，这种对法庭辩论的主题性活用非常巧妙。而在更具体的层面上，其他人持有的“母亲杀人”与母亲的“自杀”形成了对立，实际上却有着“夫妻失去情感关系”的内在一致性，二者共同组成了“坠亡”的主要剖析方式，却均是消极绝望的方向，这无疑已经说明了家庭状态的真相。 不可否认的是，本片对家庭生活、夫妻关系、法庭辩论的呈现都相对简单，三者各自实际上都会拥有更复杂多面的内容可供挖掘，在纵向上做得更深。而本片给出的则更多是一些定义和概念，它抛出了一个个话语形式上的价值观与社会现象，将之用文本的形式附加到夫妻关系中，作为感情破裂的内因说明。而作为承载的夫妻交互场景，却只是那一场吵架而已，甚至连其本身的矛盾都依然是停留在文本层面的“吵架”。这无疑减弱了影片对夫妻破裂的诠释深度，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了辩论中，双方更多是在每场辩论中各发一次言，只针对一个问题，并没有进行更激烈的逻辑纠缠，随之也就没有了可引出的夫妻复杂生活。 这可以是缺陷，也可以是导演放弃的部分。导演试图对夫妻关系破裂添加远多于一般同类作品的内因侧面，让他们几乎包括当代西方社会中所有会产生立场对抗的价值观内容，以及社会的客观环境。同时，作为“破裂发生前“的“复杂社会因素”在“破裂发生后”的对应，电影还需要展示各种证据与实验，将本应关于感情问题的死亡变成各种其他因素交织下的解构产物，影片由此“吵架中的坠落”之单一事件进行了反复多重的拆解与推导。在悬疑片的观感上讲，它似乎是啰嗦而停滞的，没有直观呈现更多的夫妻生活内容，更没有真相反转的多重与层面升级。 但是，从主题而言，这种对“某一简单事件”的无限“植入各种因素”，用不同的思维、知识、证据、价值观进行推论定义的“复杂化”，正对应了“单纯的夫妻感情关系”被种种外部因素的影响与改变，而最终导致破裂的则来自于母亲在庭审中所说的“两极化定义”：现实当中的夫妻关系已经由于各种观念而不可逆地复杂化，而当代社会里的“阵营对立”倾向又让它的判定变得极端起来，在夫妻之间选一边为罪责者，却无视了其复杂性必然带有的不可判别，最终让被“复杂而两极”之语境所剖析、判别的夫妻进入了对立的分裂关系。 这样一来，电影在广度无限扩充，试图做出社会浮世绘的同时，在单一侧面上的深度就必然让步了。它有着对“感观”的出色表意设计，但于“剖析”而言却显不足，更多是在给出”可引发感情破裂”的概念，这也吻合“感官”提供的概念化表达语言。事实上，这也是当代西方电影的一个共通点，高概念化的政治倾向表达已经成为了最主流的艺术创作方向。 本片并非传统审美上的顶级之作，却在表达内容、方式、完成度上足以成为如今西方电影的强时代性标志，让它具有了一种偶然而得的意义。作品揭露了这些复杂的价值观是如何影响欧洲社会的，从阵营化的性别观念对立到各种复杂的价值观。这其中也包括了欧洲当代的电影创作。欧洲现在的电影艺术已经无限集中于政治内核+概念包装，概念化可以把作品包装的很好很高级，但因为过度不落地与不具体，从人物状态到事件发展，因此对其主题很难深入，只是用概念包装了现象。 《坠楼死亡的剖析》是其中之一，也有意无意地批判了这种现象，揭开了欧洲社会与电影目前表面繁荣之下的被影响本质。可以说，它在批评的便是自己。
它当然与女性关怀有关，表达的是女性在外界赋予的种种价值观后的夫妻关系异化，自己成为被迫的加害者，这些“价值观”中甚至也包括了外界定义并奉之如信仰的“女性主义”本身。女性被其笼罩，男性则站到其对立面，双方都在当代欧洲社会中存在感强大的女性主义潮流中浮沉。如此一来，真正与个体女性有关的一切，事业的追求、夫妻的爱情、家庭的温暖，都会逐渐破灭，而这些才是女性的生活中理应最重要的东西。同样地，个体男性其实也被卷入其中，个体的两性都只是社会现状中的受害者。这让影片的表达进一步地延伸开来，也更加全面与客观，而非满足于对性别对立的肤浅挑逗。 电影的序幕有着极其巧妙的设计，对肉体死亡与家庭情感丧失的关联性进行了提示，并引出了后续正片中更倾向于后者的主体方向。第一个镜头中，狗从楼梯上跑下来追球，暗示了“坠落死亡”这一关键信息，也将坠落的死者从父亲身上进行了延伸，纳入了以导盲犬为自己眼睛从而与其对等的儿子，后者也是本片中最为重要的“被消磨”过程经历者。 随后出现的则是另一个贯穿首尾的关键信息：通过对一家人此刻爱情状态的呈现，映照出欧洲人对生活实情的掩盖，佯装日常而无事发生。这对应了结尾中的状态，以衔接说明了“一切无法扭转”的悲观现实。母亲接受记者的采访，始终回避着对自己真实生活的提问，而是试图强化夫妻关系的和谐：将采访约在丈夫动感音乐环绕且充满生活气息的家中，始终以“我丈夫一直这样工作”等言语强调自己对对方生活的了解与融洽，表情也始终活力满满。但是，对提问的回避却是显而易见的，母亲始终掩盖着父亲放音乐的真实动机，对提问不做正面回答，最后更是用“我不喜欢运动，走路还可以”的否定式说法做出回答。 她选在音乐声音很大的家中接受采访，试图强调自己对丈夫音乐的接纳，这不过是表演着夫妻和睦的感情关系融洽，实际上则是对破碎真相的回避，因为她知道这其实才是自己的真实状态，就像她对音乐的真实态度，在背地里对理应传达父亲感情的音乐主动隔绝，戴上耳塞而遮蔽掉，暗示了夫妻关系的割裂与感情的消亡。于是，音乐也就停留在了“响彻在无人空屋”的状态。 与母亲平行发生的，则是儿子和狗的感情。在这里，导演使用了手持摄像的方式，儿子和狗的洗澡始终处于画面的晃动之中，这与母亲受访时对“真实自身生活“的有意回避（面对问题顾左右而言他）形成了对应，暗示了儿子与狗的关系隐忧：表面上的和谐之下是动荡。狗作为他视觉的延伸，在随后将逐渐“看到”父母关系的残酷真相，作为对此时人狗亲密关系动荡之暗示的展开。同时，作为个体存在的狗将成为他意识到父亲抑郁症的关键证据，而狗还具有“父亲象征”的意味---第一个镜头里与父亲共同“下降”，后半部的高潮中父亲以之自比而做文本交代---，此刻的关系动荡就有了对父子关系的指射之意，暗示着儿子在触摸真相中对父亲的逐渐陌生。 具体来说，狗是儿子的导盲犬，即是作为其眼睛而观察世界的媒介，儿子对家庭的直观认知即由狗的“视力”而来。对等性的二者建立默契的活跃互动，构成了“儿子”在家庭环境中的感情，而互动的断裂即是感情的断绝，也会让儿子失去在环境中自如活动的能力。选择狗这样的动物进行拍摄显然意味着“其行为的难把握”，因此男孩和狗的洗澡互动必定以自然交互为主，表演刻意感较少，狗的反应也最强，由此表现出了此刻二人高度密切的关系，形成了儿子以狗而进行的“感知家庭”。 但是，由洗澡时晃动的画面可知，这一切的联系都在被动摇，这也引出了狗和男孩在下一次出场时的表意。先是延续一起洗澡时默契的一起散步和投接树枝，旋即却变成了狗对男孩的不理睬，静静趴在地上，而在镜头切掉的一瞬间，男孩突然将树枝狠狠地扔了过去。这构成了对后续发展中男孩变化的预兆，也是他暗藏中对家庭真相有所意识的暗示：他其实已经有所查觉，就像此后揭露的“早就看到了父亲的药物”，也听到了父亲的自白，他只是抗拒着通过狗进行对父母关系真相的“视觉观看”，对药物的用途与父亲的意思不做更多思考，这便是随后影片即将收尾的高潮阶段发生的事情。 在序幕中，始终和谐的洗澡的“水”变成了此刻杀意发生的“雪”，环境的变化也暗示着男孩对“坠落死亡”的关联性，他最终将进入冰冷的“雪”中。此刻狗被扔中的画面隐去，对应了父亲死亡坠楼的处理，都不做直接呈现，而是暗示了一种“感情破裂真相暂时被掩盖”的现状，关于一家人的生活真相会随着正片而逐渐揭开，并最终再一次回到温暖的家中，在各方力量的促成之下重新“掩盖”--家虽温暖，母子关系却已经在儿子对父母的了解中永远变质，成为了开头处的夫妻与人狗，暗中的动荡始终不停。 在记者离开时，镜头仰拍了楼上的母亲和男孩，从角度上给予了二人“未坠落”的属性。而这个房外雪地的场景再一次出现，则带来了“坠落”：父亲死在雪地上，母子站在旁边叫警察，镜头去到了上空俯拍，巨大的变化逆转了母子彼时尚存而即将随着警方介入而变的纯粹感情。与此同时，导演也给出了非常具象化的感情丧失表意，将之与父亲的死亡进行强关联：动感的音乐还在持续，画面中切入几个屋内的空镜头，一直到父亲工作的房间，音乐的源头，却是空无一人--这个家中的真正感情氛围已经在父亲的死亡中丧失，只剩下了没有家庭生活气息的空房子，彰显生命活力的音乐失去了倾听者和创造者，成为了父亲消逝的残响，给出了它的真正定义：虚假且只做掩饰之用的感情标志。 由此一来，父亲的死亡便延伸到了母子的身上，她们同样没在房子里，而其家庭依然在这一瞬间成了“无生活气息的空屋”。因此，在正片中，社会各界对死亡事件的复杂剖析，包括但不限于以”女性性别歧视”为首代表的各种价值观、民族、政治、社会见解，都会构成对一家人的持续“抹杀”，让纯粹的夫妻关系被揭开伪装，让儿子从纯粹变得暗色，感情愈发丧失殆尽。因此，父亲、母亲、儿子，都会是这种“坠楼死”的受害者，复杂过度且过分强调思想价值观的当代社会现状则是凶手。 特别要说的是，儿子作为所谓事实叙述者的“眼盲“，让真正的真相被遮蔽到了最后，始终没有给出确切性的答案，这对应了“活泼音乐与鲜活父亲消失于画面”“空屋”等家庭感情丧失的序幕表达：对一家人--特别是父母--在死亡发生前的情感生活，其确切叙述始终是缺席的。这种手法连接到了电影的高潮，儿子通过演奏音乐尝试着突破目盲的黑暗，在回想中看到家中发生的一切，眼前却只有残酷的真相：音乐只是引领着他走到窗边，向下俯看到了父亲死亡的雪地，感受到的不过是坠楼这一“感情丧失”的瞬间。生活情感的消散实际上一直都存在于这个家庭的日常之中，从未真正拥有活力。序幕早已做了定论，我们无法看到活着的父亲，只听到他播放音乐的声音，而他第一次确切地出现在画面中则已然是尸体。 在序幕的结尾，狗承载了对儿子的暗示功能。狗注视着父亲的尸体，似乎被其附身，而在下一个段落中，狗穿过了查案的警察，镜头从其后方前推，推到父亲的照片后继续向前。镜头的运动轨迹从狗的视线延伸开去，仿佛它对父亲照片的“观察”，由此暗示了借助其视力的儿子对父亲的观察，即是对父亲死亡背后一家人生活的窥探，而直接“观察”的结果却是消极的“坠落死亡”。序幕里狗的“观察”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他作为儿子的“观察之眼”走过了一家的室内空间，最终在这“家庭“中看到的却只是父亲的死亡状态，而墙上生时照片导引出的也依然正片第一幕的尸体。片头曲中父亲从小到大的照片逐一出现，接着则是父亲的尸检，从而强化了“人生的抹除”：他完整地走过了自己“生”的全部内容，在最后则是“死”，前者照片里的爱好、情绪、爱情、亲情，都变成了尸检时仅仅描述其肉体状态的报告条目宣读，作为“人”的内容不再，只剩下了作为“无生命物件”的肉体。 随着正片的开始，导演带来了一组新的男女关系，即母亲与“好友”律师，这成为了她与丈夫的“平替”，借此用一种更加具体落地的方式重现夫妻二人关系破裂与丈夫死亡的过程。在二人的第一次谈话段落中，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倾向。律师进入了这个家中，成为了一家三口环境中的又一个男人，而他与妻子的关系也在二人初遇时得到了预示：远景强调了白色的冰雪，二人的拥抱流露出了亲密无间的真情，是足以激发生之情感，在生活中的正向人际情感，却被笼罩在了满天的“父亲死亡之地”冰雪中，注定了其脆弱的结局--因官司的理念与认知不合而走向分手的关系。律师之于父亲的对应，还体现在了对其结局的暗合之上。第一次出现在家中，他站在了父亲死亡的雪地上，以生的姿态做出“逆转”，镜头也给到了序幕里象征“未坠亡之生”的仰拍，看向父亲跳出的阳台，暗示着死亡轨迹的倒置。这对应了律师在初期与母亲的“夫妻再现”，逐渐却再次因事件判定中源于价值观认知的冲突而转入分裂的再现，“父亲”再次“坠亡”，因为二人的“自杀主张”之出发点即埋下了对家庭关系与父亲生活的消极定义，正再现了始终存在的夫妻关系破裂根源，也就必然促成“破裂”的重演。 在二人的交谈中，同样的暗示也继续放出，随后成为全片的手法。首先，母亲与律师在法语和英语之间切换，通畅无阻的沟通似乎意味着二人在不同国别、文化、语言之间的无隔阂。然而在每次谈话小结的时刻，段落却都会以一种不和谐的尴尬作为收场。律师想看一下室内，母亲并未马上领会其意，尴尬地问“是不是需要给你介绍”；律师想用法语说出窗台的单词，却一时想不起来。必须注意的是，“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而具备了对“无隔阂”的象征意义，夫妻之间在日常状态下也一直使用非双方母语的英语，直到破裂激化。“吃饭”则是另一个关键要素，母亲给律师盛饭，律师边讨论案件辩护方针边吃，建立起了二人基于“共餐”的联系，却马上因为主强调“自杀”而与母亲的“意外”形成了冲突，后者只是勉强接受。随后莫妮卡来访，母亲也同样经历了“安抚儿子，儿子拒绝；与莫妮卡言谈和谐，莫妮卡表示带儿子求通灵者，二人言谈冲突”的关系变化。 对于母亲个人，电影着重强调了她对自己与家庭“感情丧失、走向破裂”的“必不可行之回避”，这也是她在序幕中面对记者将自己生活有意闪躲的延续。在剧情层面上，电影以“死亡性质的判定”作为核心，所有人都对此提出自己的主张，对应着对该夫妻关系破裂与否、责任人归属的不同看法，并由此导出还原事件的各种证据，试图带来夫妻状态的真相。以检方为代表的团队认定母亲杀人，自然是关系破裂、亲情不存，而律师主张“自杀”，需要证明父亲对生活的绝望，事实上同样是外界的“同阵营者”，都指向了夫妻情感关系在各种复杂社会思想影响下的破裂，区别只是崩溃的方式。 而母亲对此的态度，则说明了她对失败的回避。她先认定父亲不会在丹尼尔近前自杀，其身上还有浓烈的父爱，其死亡只是无关自身想法的意外，却马上在“现实”面前无奈低头。在特写镜头中，医生画出了父亲死亡现场的草图，指出各种不符合意外的细节，因此主张意外无助于辩护，只有将死亡归于自杀。这是非常具有意义的一幕，它定义了此后的各种法庭段落，将所有相关内容中的“父亲”变成了一个非人化的存在：是图中火柴人形状的尸体，也是由各种理性逻辑分析与较量中的“物件”，连同其死亡与生前的家庭生活都被纳入了理性语境中进行描绘，就如同序幕里记者用文字描绘母亲一样。对此，母亲的态度则是先强调“意外”，随后马上在“容易赢官司”的理性思考下转而支持“自杀”。理性是感性的对立面，成为了“非感情之社会复杂因素”在具体庭审之中的呈现形式，所有人都在用理性去拆解死亡，也在用复杂因素去剖析夫妻关系，最终的死亡与关系定义也只能是情感的破裂，映射着庭审中回溯而出的“死前”真相，即这一切对夫妻关系的消磨过程。母亲早早放弃了感性，只有儿子用对父亲的感性了解（没想过会自杀）与对母亲的信任（伪证开脱）苦苦支撑，就像他对此前父亲告知自杀倾向时的有意无视，直到他不得不承认这并非无关任何形式“破裂”的单纯意外。 除了剧情核心的“死亡判定”之外，电影也在这里用更多的手法表现了母亲对家庭破裂之现实的回避与失败。如前所述，电影建立了“视觉”与“听觉”的表意要素，这是儿子对案件还原时最关键的“感受”途径，也是他对“死亡真相“背后家庭关系的主观认知手段，符合二者之于人的主观性定位。儿子的失明让他对家庭亲情有无真相的感知变得模糊，他不得不卷入“理性逻辑”的语境中面对辩论，哪怕格外强调母亲的无罪与父亲的意外，也是无济于事，因为处在复杂思想且极端对立状态的社会现实必然会像冰雪一样，抵消所有非思想性与价值观的纯粹真情关系。同时，他和初始时的母亲一样，都强调了父亲死亡的“意外”与母亲的无罪，却比母亲来得更加持久，并未轻易转为消极的“自杀”。这是一个非常讽刺的设置，只有“听觉”残留的儿子比健全人母亲拥有更模糊的感知，因此他才对接收到的家庭状态产生了不真实的主观性认知，而母亲则更早也更深切地体会到了破裂的真相，并进行注定失败的回避。 但如前所述，即使仅有听觉，儿子也并非没有察觉到些许的真相，这也让他与母亲走上了同样的“回避真相”道路。在影片的展开中，听觉与视觉成为了非常直观的表现途径。在正片开头的两场戏里，我们就已经看到了这样的表达。母亲和律师在讨论着父亲的“自杀或他杀”，这种消极的声音传到了楼上的儿子耳中，前景的房门遮挡了他几乎全部的身躯，形成了他在接收时的内心压迫，引导出了后面母亲来看他时“不理睬、哭泣”的消极，既哀叹父亲的死亡，也隐隐带有对其死亡真相的察觉。随后，接受律师建议的母亲在考虑父亲的“自杀”，而儿子则演奏起怀念父亲的音乐，以其“感情凝聚“形成对前者基于“听觉与声音”的“抵抗”。随后，他面对质询时坚持了“意外”主张，此时切入的父亲在生照片则从“视觉”层面强化了他对父亲“非绝望自杀”的认知：他相信自己认知中“只会意外死亡”的父亲，其形象连带着父母关系，在此时依然清晰可见。 然而，随着影片的发展，儿子的“听觉”却开始引导向了消极的一面，抵消了他强调母亲无罪与父亲意外的信念。音乐开始如母亲定义的“故意让我烦的工具”一样发生作用，让儿子看到父亲走向坠亡的画面，从听觉和视觉上强行逼出儿子潜藏的真相认知。而在现实里的视觉部分，狗作为儿子的视力延伸，也同样如序幕结束时一样地始终看到消极的内容。在与庭审辩论相关的部分中，儿子的证言同样因为自身视觉与体感的丧失而难以完美自洽。他终究分不清自己所处室内亦或是室外，仅有的触觉不足为证，盲人普遍更敏锐而取代视力的听觉更是只接收到了消极的因素，因其锐利而无视儿子意愿地强行灌输了“破裂真相”：母亲与律师对父亲死亡的“抑郁自杀“方针，父母之间的争吵，以及初始象征“感情”而后却变为“父亲气母亲的工具”的音乐，音乐也代表了他以“听觉”这一仅存的确定性感知手段而得到的家庭真相，并由音乐引发的“视觉画面”之主观影像进一步地确凿。 导演淡去事件的具体真相，却通过种种对儿子视觉画面的直接呈现给予了对家庭事实的暗示。在超现实的画面中，儿子看到的只是“坠落”的暗示与象征，这对应到了他在现实中无法澄清母亲嫌疑的结局，因为家庭中确实早已不存在真正纯粹的感情关系。在现实里，儿子试图为母亲辩白，这构成了另一个主线，却表现出了对“家庭中感情“的感知错觉，对自己身处于序幕中属于“雪“的室外还是“水”的室内并不确定，意味着他对自己家庭是否确实情感温暖的难以把握，更接近于“情愿相信”的掩盖问题。庭审的辩论与复盘也引出了家里的各种问题，外界、亲属，甚至夫妻内部存在的种种思想，例如对女性、同性恋的歧视，都成为了分化家人感情的社会性因素。因此，儿子不过是见证了母子与死后的父亲社会中的共有遭遇，家庭从一人的肉体死亡而变得支离破碎，感情丢尽，成为序幕里的空屋。他所做的事情，在颜色的环节得到了很好的象征：“自己确实在外面的雪地中，而不是母亲犯案做伪证而安排自己感知错觉的室内”，这是他证明母亲无罪的关键，实际上却会让他身处于白色的冰冷雪地之中，这暗示了他努力的必然无效。 在母亲的身上，“感官”手法的运用同样是丰富的。面对序幕里被自己形容为“情感”的音乐，她向律师坦白自己戴着耳塞隔绝了它，而描述也变成了“他故意为了让我不舒服”，从直观的听觉与对方用意的“听后理解”中都转向了夫妻关系破裂的消极一面，音乐释义的急转直下本身也具有同样的表达作用。随后，母亲在两个段落中都思考着父亲“自杀”的主张，均完成了听觉上对应“耳塞”的音乐遮蔽：儿子在二楼演奏音乐，镜头给到一楼的她时，音乐却逐渐消失；她看向演奏音乐的儿子，窗户阻隔下却完全没有任何声音流出，其与“传递情感音乐与坚持意外主张”的儿子在感官上的本质区别显而易见。特别是，儿子演奏的音乐是无介质的，他对父母的感情也最为真诚，而父亲的音乐则始终是在机器播放下的有介质存在，播出的目的在妻子眼中确实带有敌意，而他对家人--破裂的妻子，对事故失明的儿子的愧疚--感情也早已变化。“介质”即代表着音乐与声音在传情上的“隔阂”，随后在录音的环节会得到进一步的使用。 更有象征意义的，则是母亲对父亲的直接感知，也是视觉与听觉的合一。她看着在生时的父亲录像，比儿子那边的“照片”更加灵动，却没有任何声音放出。这是对“有介质声音”的升级，是更极致的情感断裂，意味着母亲独处时无需掩盖之下的伪装失效与真实露出。这是她对其人的真实认知，已然不当做一个鲜活的有情感之人，而是需要被自杀判定的无生命之尸体“物件”，不可能发出任何人的声音。其冷漠是夫妻关系的破裂体现，也正是由母亲对家庭种种现实状态的感知而来。 视觉作为母亲在正片中“回避”的表现形式，有着多样的使用。在与律师第一次交流的段落中，导演沿用了序幕中的“上下楼”与“仰拍俯拍镜头”。一开始，母亲跟着律师走上了楼梯，作为对序幕的结局铺垫处“坠落（走下楼梯）”的逆转，她也来到了父亲曾经工作的楼层，填补了序幕里父亲死亡后留下的空屋镜头，扭转了其代表的“无亲人温暖之家”。然而，在母亲的远景中，她只是处在房间的入口处，并不想彻底进入其中，“填补”与“对父亲生活环境的进入”随之弱了下去。在律师的催促下，她不情愿地走向窗户，镜头随着她的“进入”变成了对接“上楼”的仰拍，却马上遭遇了打击：她的行动尽头是坠落的窗户，这正是她进入房间的目的，以父亲坠亡时的俯拍镜头为主观视角去观看其掉落的雪地。可见，母亲始终知道自己即将看到“死亡”，这正是她在家庭生活中感知的真相，而她只是在此刻试图回避面对它，因此才格外抗拒，却终究无法坚持到底，在这里是律师的催促，后续则是种种自辩。这种必然的失败，在母亲决定自杀主张时，同样已然注定。 在庭审展开的阶段，导演将主张“自杀”与“他杀”的双方进行了同质化的处理，从而让事件真相在非具体层面的本质上得到了“外界社会影响下的悲剧产物”这一定性。“自杀”一方，母亲和律师进行了一次自白视频的录制。它与序幕中的采访产生了对应关系，母亲如同彼时一样地继续“伪装”，表达对丈夫的爱，掩盖着夫妻关系破裂的事实，但这一次却不再流利自如，而是局促不安，这推进了“真情纽带不再”的暴露，佯装和谐的掩饰消失了。显然，此刻的她已经对丈夫没有爱意，也就无法再自然地描述出当年初遇并爱上丈夫时的情感。而作为对其出发点“恩爱夫妻”的影响来源，此处提供了律师作为外部者出现，他说着“你需要成为社会需要的你”，用吻合外界思想的方式编写与定义这段夫妻关系，录制自白的视频就是为了用“符合外界的方式“去证明丈夫的自杀，即“夫妻关系破裂”。 由此一来，其再现的夫妻关系走向了破裂，而其进行方式却是非纯粹情感因素下的“吻合社会思想”，这实际上成为了父亲死亡本身的扩展。在死亡本身层面上，夫妻关系的破裂存在着诸多社会性因素的影响。而在“对死亡的定性”层面上，这种破裂又由“符合外界思想”的方式进行诠释。“庭审”的后者实际上成为了前者的直观呈现途径，随着辩论的进展，“夫妻关系破裂后的丈夫死亡”被赋予了各种社会性与思想性的解读与定义，每一种都诠释了非情感因素对描述中夫妻关系的负面影响，而这事实上也成为了对丈夫死亡本身真相的概念化揭露：他的非意外死亡对应着夫妻的破裂，而影响者便是外部社会的复杂，不管死法如何都是如此。法庭上的双方辩论也正表达了这一点，无论是“自杀”还是“杀人”，都属于双方根据“吻合社会思想”而做出的种种诠释与论证，均是对夫妻纯粹感情因素进行社会性影响的复杂化。 无论具体真相如何，夫妻关系在感情被复杂化影响后的破裂都是不变的。因为他们的关系自始至终都笼罩在“社会”之中，就如同被描述“关系”的始终笼罩在“庭审”与“外界舆论”的”社会”中，而其诠释内容也会随着外界需要而变化一样。具体真相的始终模糊反而升级了夫妻感情受影响的程度：它可以是庭审双方口中“吻合不同社会思想”之诠释方式中的任何一种或几种，“主流价值观”交织的复杂社会作用到情感关系上，其影响之剧烈可见一斑。而在这巨大的影响之下，唯一可以确定的根本事实就是感情关系被破坏的结局本身，就像母亲到了此处无法继续完美掩饰夫妻的不和谐一样，无事的伪装终究要被扯下来。在表现“庭审中双方面对并贴合的社会性影响”时，导演使用了强调“摄像机之存在”的镜头构图，让中心点的“夫妻关系”始终保持在外部的凝视之下，受到其影响：辩论双方各自进行符合外部的诠释方式，以求得支持而获胜，舆论则以自己的理解去解读事件，并引导母子和律师做出相应方向上的回答，从两个角度上对夫妻关系进行社会性诠释，不变的则是”破裂的死亡”。 如上所述，“自杀“主张方的律师让母亲陈述与丈夫的过往，先证明自己对丈夫的爱，而后再以儿子失明的事故作为其自杀的解释，这是律师认为的符合社会思想的内容。导演将这一段分成了两个部分。首先是母亲叙述的夫妻爱情，磕巴的状态说明了情感纽带坚固的伪装动摇。随后，则是母亲叙述到儿子失明时的瞬间，镜头切到了嘴唇的特写，让我们看到了母亲抒发心痛时“情从口出”的真实感，这对应了儿子努力证明母亲无罪的表达，让母子亲情成为了唯一尚未被外部社会影响与弱化的确定性积极存在。然而，这一切都被笼罩在了“外界”的摄像机之下：它的整体内容是律师投外界所好的设计安排，这已然对其中的真实母子情片段构成了“无视”，只是将它当成自己诠释的一环，而画面中始终存在的摄像机则让母亲的叙述成为了外界笼罩的状态：以吻合外界的“眼光“（摄像机的注视视角）为目的，全程直观地处在其视角之下（内容编写者律师的视角），而不是只保留真实，将夫妻还原到纯粹情感关系的绝对自主状态。同时并存的记者摄像机镜头中，众人对涉案人进行诱导性的提问，并在摄像机拍摄的电视画面中做出诠释后的报道，则是舆论方面的影响。 另一方面，作为“杀人“的主张方，警方也在用自己的摄像机拍摄查案过程，以自己的方式再现案发现场，进行完全没有情感注入，只为了获得理性逻辑下“有罪“论证的诠释。母亲与儿子在此处也受到了非常直观的“真情关系受阻”。在这一段中，母亲和儿子，警方的事件还原，都始终处在摄像机的低画质拍摄镜头之中。频繁的变焦、对焦，手持镜头的晃动，强化了二人此刻受到的外界凝视下的“社会性诠释”影响，其真情随之发生的动摇，也对应了序幕中儿子和狗洗澡时的画面晃动，赋予了后者更丰富的意义：即使在死亡还没发生的时刻，即使在绝对独处的空间，即使是最为“情感坚定”的儿子，事实上也处在“被拍摄”的外界“社会”视角之下，随之遭遇动摇的影响，随后引出了雪地中的狗无反馈、人迁怒狗的关系恶化瞬间。最后则是对“坠亡”本身的再现，警方带着母亲在二楼，儿子则站在雪地，在警方“你听见吗”的呼喊中，室外的镜头从二楼飞快摇到了雪地，让母子二人完成了一次由警方取证引导出的“坠亡”（家庭破裂），仅存的母子真情关系即将迎来“坠亡”。 而在接受警方现场还原调查的时候，处在“外界摄像机”画面中的母子也确实体现出了被影响的状态。为了确认儿子在屋外是否能听到，母亲再现了当时与记者的对话，却被要求使用法语，这带来了“国别”的社会性因素，推翻了彼时“你可以用英语”的两国人打通国别语言隔阂的交流无碍。母亲的法语不足以完成自如的交流，这是人际交流的社会性阻隔，施加者则是法国警方基于“这是法国”的国别化要求。与之呼应的是，法国警方对事件的再现方式同样脱离了绝对真实，并在最后干脆替换母亲本人，由两个警察完成对话重演，在“彻底虚假“中达到“外界演出”的影响升级。这一幕说明，警察诠释的夫妻关系受到了感情以外因素的影响与改变，对应着他们涉足此现场时的“逻辑论证有罪”初衷，笼罩在摄像机的“凝视”中，完全变成了复杂因素引导下的扭曲诠释。对此，母亲先是在“语言交流”上被影响，被替换后更是只能站在一旁，完全无法改变自己的被诠释。 儿子同样受到了这样的影响，导演在此处使用了“贴纸”的元素，更重要的则是持续性手法的“声音”。在还原事件的现场，他努力试图证明母亲的无罪，重要证据则是寄托了父爱的“贴纸”，以及对采访中母亲抱有对记者纯粹好感的真情话语的收听。它们分别是“触觉”和“听觉”，构成了儿子对家庭状态的直接感受与了解。但是，在警方的摄像机画面中，它们却被推翻了。“贴纸”成为了儿子口中的“弄错了”，镜头划过牵着的狗，更是以其“视力代替者“身份而增加了“视觉画面”的要素。更重要的则是“声音”。电影在这里首次引入了“声音”的延伸，即“人工改变后的有介质声音”。在警方还原现场时，儿子先后倾听了母亲与警察演绎的对话，前者的法语和后者的“非本人”都形成了相对于序幕里“母亲传达好感”之情感真实的再诠释。它对母亲进行了国别的阻隔与真情的复杂化定义，对以母爱力证母亲无罪的儿子则同样施加了影响。他完全听不到说话的声音，这逆转了此前他对音乐的直接演奏。彼时的他直接听到了钢琴里的音乐，这与父亲的音乐录音存在“有无介质”的本质性区别，以绝对真实的形式寄托了他对父母的纯粹情感。而此时面对“介质下诠释的被改变之声”，儿子则无力证明母亲之于父亲死亡的无罪，夫妻之爱证伪，自己对母亲的爱也无法作用。 在后续的发展中，这种无力的对抗得到了进一步的具体表现。法院允许母亲保释，其理由是“儿子需要照顾”，压倒了检察方反对时提出的“证人和嫌疑人在一起”。这似乎带来了“母子亲情”的暂时胜利，不仅争取到了法官，也将二人关系从“证人与嫌疑人”扭回到了“母子”，获得保释与签字时的母亲也得到了安定的非摄像机视角镜头，“凝视影响”与施加动摇都不复存在。而在另一个段落中，母子则以“直接的音乐声音”展示了母子亲情的确定性纯粹：儿子先弹着父亲喜欢的音乐，随后与母亲完成了象征心意共通的四手联弹，乐曲也转成了传达父亲想念与哀伤的悲乐。母亲虽然勉强，却依旧完成了联弹，这一细节暗示了她在外界影响下努力对抗的状态，并在段落的结尾与儿子相谈甚欢。 然而，母子之间却马上插入了“社会视角”而受到影响。法院派出工作人员与母子同住，防止嫌疑犯母亲与儿子达成证词默契，二人的关系随之被定回到了非亲情的一边，而工作人员更成为了“非情感之社会性影响因素”的具象化象征，直接介入了母子之间，让儿子向自己汇报母亲的可疑诱导性言行，引导他将母亲看作“嫌疑人”。并且，她更是进入了本属于母子二人的家庭环境之中，作为更进一步的表达。母子遛狗散步时，她跟在后面，母子最后看到了远处自家的坠亡实验：父亲的死亡被反复重演，关系破裂与家庭毁灭的结果一再出现，而其引导者则是警方的“逻辑论证之有罪”，这无疑定义了望着这里的母子受到身后工作人员影响的状态。而“法庭”的画面也迎来了逆转，不再是保释时的安定镜头，转为法官列举逻辑证据进行案件解说的安定镜头，将父亲作为“死亡的尸体”，将案件以非情感的理性方式再现，这才是法庭的持续性状态。此刻的记者相机与摄像机镜头依旧存在，镜头闪光中的法官却处在了非摄像机的镜头画面中，这暗示了二者的合一：法官的案件诠释由理性而得，作为依据的辩论也是以社会思想与价值观的交锋为主，而记者的解读也同样如此，二者均非情感化考量，因此前者事实上并非后者影响下的产物，而是后者本身的另一形式。 本片活用了法院庭审的工作方式，将它立在了”夫妻感情”的对面。双方展开辩论，展示各自的理性分析与逻辑证据，拼凑出的都是父亲的死亡，而非活生生的他，证明的都是父亲在“自杀”和“被杀”下的感情破裂，而非母亲最初强调的”意外”，解释关系破裂的都是各种社会价值观内容，而非关注于“夫妻情感”本身。于是，法庭就成为了社会的缩影，以其复杂性定义了夫妻关系，导致其在定义下的“破裂”，就像随着庭审进行而逐步揭露出的关系恶化可能性。 而在母亲身上，以律师再现的“夫妻关系”也又一次地遭到了扭曲。初登场时，律师是父亲的平替者，一直到保释段落都是如此：他对银行说着“我来代表她”，处理了房产抵押，仿佛在执行平时由亲属负责的事务。但如上所述，当保释完成后，他开始说出“你要变成外界想的那样”，架设摄像机，成为了“外界影响的执行者”，对母亲与夫妻关系进行扭曲诠释而导向“自杀下的有意死亡”。人物性质的转变已经带来了“夫妻”的破裂再现。而当他与母亲坐车回家时，这种破裂也更加明显。他第一次听到记者录音的存在，质问母亲为何不说，二人发生口角，镜头在他说话时给到前车窗，母亲说话时则是单人镜头，让律师始终在二人的对话中“缺席”，暗示了二人关系纽带的不再顺畅。随后，承接此铺垫，母亲也直接表达了原有夫妻关系的消极真相，内容关于自己离开德国故乡而不适应此处法国的怨气，国别对夫妻关系的阻碍第一次如此确切地出现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阶段，“录制声音”作为“有介质之声”的又一形式出现。其人工刻录与机器播放的性质让它带有了一层“后天”的薄膜，与绝对真实的声音（直接说出的话语和直接演奏的音乐）区分开来，代表着“真情传递的隔膜”，其带有一种代表外力“诠释”的“后天加工”之意，因此其也无法带来真正的真情关系，反会导致破裂，会被外界进行解读与定义。序幕里，父亲播放的便是录音的音乐，其目的正是干扰妻子而非真正的情感，并成为了其死后“家庭毁灭“之空屋镜头的配乐。此外则是记者采访的录音，它被使用的目的是证明母亲的有罪，其原本内容的“母亲传达单纯好感”被各种复杂化地诠释与解读，对母亲与记者的关系进行定义，也由此推论母亲与父亲的关系。到了庭审的阶段，我们一次次地听到录音中的声音，检察方将之赋予“同性恋”的理解，带有对此的歧视眼光与有罪推论，将其作为论证夫妻关系不睦的证据，既从情感层面复杂化，也将无论性向的情感关系进行了社会性的二重复杂化。 到了庭审的阶段，为了进行死亡事件的论证与定义，双方均抱有的社会性视角得到了更明确的展现。检查方对母亲赋予了基于性取向的有罪论证，暗示丈夫因为母亲的双性恋而愤恨在心，所以才放音乐插入母亲和记者的“情侣“之中，其对当事者的性取向抵触推测说明了其本人及代表社会的心理。甚至连“声音“的音乐，都被赋予了“美国说唱歌手表达某某之作”的说辞，以其思想主题作为对父亲心绪的再诠释，对应其播出的“有介质”。律师的反击则同样从对方对母亲的“反社会价值观”的称谓切入，强调政治不正确。双方针锋相对，却均保持在社会性价值观的语境之下，无视了似乎不足以帮助获胜的夫妻与母亲的情感本身，就像他们做出的“自杀”与“杀人”之“破裂”的共同结局定论。 作为其承受者，母亲也面临了更多的人际关系破裂。她与记者的关系即是如此。从序幕到出庭初期，记者都对母亲抱有好感，因为对方传递出了好感，却在检察方的百般“诠释”下动摇---一个转变的细节是，记者先是不自然地改变对母亲的亲昵称呼改叫姓氏，展现了“受压”，随后主动向法官表示“叫我小姐”，纠正“夫人”称呼，暗示着她对“独立不婚女性”的重视被激发，镜头迅速给到检察方的微笑，随后记者则开始了符合他“传达同性爱慕”说法的证词。在母亲无奈陈述时，镜头给到了注视她的记者，却已然沉默，打破了序幕中“法德二国人以英语交流”的畅通无碍与真情传递。 两场重要的庭审戏份中，母亲和儿子共同处在了被外部社会与非情感因素笼罩与影响的状态下，二人对夫妻爱情的信念也随之动摇，这得到了极其直观的表现。事件于“发生后”的被剖析，以及于“发生前”的过程，在这个阶段并列地出现，让外界对前者的剖析成为了家庭内部被“非夫妻感情”的外部因素影响而破裂的再现。 在母亲这边，两场庭审戏有着种种共性。首先是语言，母亲先是无法用法语而切到英语，让代表社会的法庭上同时拥有了法语和英语，这已然打破了此前“两国人用共同外语的英语无差别交流”的“去国别文化之共通”。而在两次庭审中，法语与英语的交流都存在交替发言的相对和平阶段，最后却都落到了同时发言或抢白发言的冲突状态，升级了母亲与检察方等人的国别隔阂，这对应了夫妻二人的不同国别问题。开头给出了同样的构图，母亲背对镜头站在法庭中央，半圆形的房间和前方环坐的法官们对她形成了环境上的压力，暗示了两次庭审中“外部”的影响施加。她即将面对以各种价值观、学术理论、逻辑思维等非情感因素对夫妻情感关系进行的剖析和定义，这正对应了夫妻关系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社会观念因素的负面影响。两次庭审中，母亲都一度试图捍卫自己与父亲的感情形象，强调二人关系并非真的破裂，她对抗的实际上是律师与检察方，后两者的手法正是以不同角度进行夫妻关系破裂的非情感式推导。在影片后续的语言使用上也是如此，庭审上的她在试图描述家庭关系时会使用英语，在与儿子和律师的交流中也是英语，试图重建“打破隔阂而情感直通”的家庭关系，但这往往会被“法语”阻碍，包括庭审上反方强调理性证据与逻辑论证而解构案件时的法语，以及后续工作人员进入家庭后对她一度强调的“说法语”。 两次庭审中，律师试图用“抑郁症“来证明父亲的自杀，而其根据正是父亲对事业弱于妻子、只能家庭妇男的消沉，并树立起母亲毫无问题的爱夫形象，而检察方则希望将之归结于母亲的责任，并推断母亲对父亲憎恨下的有意施压，暗示杀人结果。这引导出了男性尊严、男女地位不平等的认知、独立女性价值观的赞否，包括欧洲经济危机带来的财务压力，国别带来的种族与文化壁垒，由此展开了夫妻二人对它们态度的不同倾向之推测。电影不给出倾向的真相，这种“各自有理”的复杂性正代表了夫妻关系所受处境，而无论哪种倾向下的影响施加方都是社会性的。 在关于抑郁症的庭审中，对于“事件发生前”的过程，他们在精神和语气、动作分析的层面上针锋相对，而对于“发生后的死亡”则以痕迹学、物理学等理论进行分析，后者对“死亡”这一夫妻关系结果的非情感化拆解正对应了前者体现的关系走向这一破裂结果之复杂内因。它与单纯的情感关系不大，甚至连象征家庭的房子都被再构造成了平面草图、塑料样品和3d建模，照片上的此地也只有论证相关的局部，完全被剥夺了“家”的人间温暖。而父亲也不是一个活人，而是x光片中的手部骨骼。甚至连同双方证人与辩论者对用语、口气、论证与证据细节的咬文嚼字与敏锐捕捉，在遣词造句上共同的繁琐晦涩化特征，都强化了夫妻关系所处“诱发推动”与“剖析定义”环境的混乱复杂。 到了播放录音的庭审，这种“外部影响”进一步地从“死亡解构方式”升级，变得更加直观。在录音即将呈堂的时候，镜头反复给到旁听席上的无关人等，对法官则是手持镜头，并突然给出了瞬间的取景框移动，似乎在追拍法官后进行调整。这都暗示了“外界凝视”的影响力存在，笼罩在了当众播放的录音之上：此录音中反映的夫妻破裂之事实，会被这些凝视者们以各自的非情感方式进行思考、理解、剖析、定义。这种影响也马上作用到了录音中“夫妻关系发展过程”的层面。播放的初期，录音以屏幕上文字和机器中声音的“人工有介质“方式呈现，随后进入了彼时的空间之中，看似属于独立环境中的夫妻相处，实际上依旧是“人工”下的产物，受到其影响，就像它引导录音中的夫妻呈现出有介质的隔膜状态。母亲与父亲谈论的内容中，既包括了上一段中所述的种种社会性问题，还有所扩充，如曾经提及过的国别问题再次出现，二人在语言使用上争吵，也引出了对生活国家选择上的巨大分歧，母亲作为外国人抱怨着与周边人的文化隔阂。 甚至，这一段还增加了对性爱观念与性取向的分歧。父亲受到挫折而无法性爱，抱怨母亲与其他同性做爱，母亲则表示那只是一个“个人卫生问题”，这无疑是最佳的“爱情复杂化象征”，原本属于爱情高潮的性爱却因“男性的事业挫败”、“男性在女性面前的尊严丧失”、“性爱理念与取向”、“道德伦理观”、“传统与摩登的婚姻认知”、“受困于客观上经济危机的开支压力”等等因素而变得不和谐起来。最后，被社会性因素毁灭的夫妻争吵之结果又回到了庭审之中，回到了文字与录音的人工形式，并进入到语气与声音细节的分析与辩论的语境之下对，夫妻关系“破裂过程”的内因展示与“破裂结果”的剖析定义形成了统一，共同承受着性别阵营观念对立为代表的非情感复杂因素的影响。爱人关系理应只关于情感，甚至是跨越性别的，但在当代的现实生活中却会由外界引导的性取向观念、性开放认知，以及各自阵营给予的性别理念，而产生复杂化之下的破裂与对立。 对此，母亲两次都试图做出符合自己内心真实情感的证言，却无一例外地失败了。医生作证的庭审中，她表示“夫妻生活处在很复杂的环境中，我也可以找一个医生来证明他很坏，但这不是真的”，试图反驳精神医生和检察方对父亲“尊严并未受挫，女方持续压迫”的推论，推翻“他杀”，同时又否认了父亲精神状态“导致自杀程度地坏”，显然不希望在自杀和他杀的“受挫而死亡”之间做出极端选择，唯一主张的是夫妻感情的并未破裂，即是对“意外”之内心最初判断的暗合。然而，就像她无意识间承认的那样，夫妻关系其实处在了复杂之中，这种来自于社会性观念的复杂也就必然会让夫妻之间很难在生活中保持和睦和统一，带来破裂的结果。 在“死亡剖析”的层面上，母亲两次在外人的语境下败北，放弃了“夫妻保有感情”的瞬间主张，先是回到了“是的，我憎恨他将自己的苦痛转移到丹尼尔”，后是从“与外人发生性爱一次”到“两次”，“没打过丈夫”到“只有一次”，对丈夫的态度与夫妻感情的捍卫都出现了动摇。而导致这一切的则是检察方在自身方式下的攻击，他将夫妻关系放置在了逻辑推论等复杂的解构之中，如“与一个人性爱多次还是两个人”，“你就打了一次便被录音真是好凑巧”，进行有罪推定，这也是基于种种复杂因素而对夫妻二人进行两极化推论的其中一种形式。 必须注意的是，这种方式在两次庭审中同样体现在律师的辩护之中，由此形成了对母亲的双重影响。律师对母亲的影响甚至要早于庭审阶段，在纠正她“意外”主张而抹除“夫妻未破裂，双方都很好”观点时就已经开始了。因此，我们也看到了这样一种构图方式：在母亲发言的时候，镜头始终采用对她的倾斜角度构图，削弱了她做出自我主张的力度，而更有力的“影响者”则在她倾听的时候出现，以中远景镜头强调母亲被“非情感化思维的外人与非其语境的法庭”笼罩的弱势状态。此外，母亲发言的画面前景中往往被放置一个虚化的东西，或是物件或是人影，同样是对她“被外在力量覆盖”的弱化施加。 母亲强调的夫妻感情处于复杂的语境下，被赋予了消极的定性。这也迅速延伸到了录音中的“关系发展过程”层面。二人一开始讨论着丹尼尔的车祸与相应产生的夫妻摩擦，此时的一切都只关于亲情和爱情，却在谈话的发展中逐渐混入了上文所述的种种个人观念与客观环境的问题。话题从感情出发，却逐渐不再关于感情，其复杂因素带来了双方从相对和谐走向大打出手的变化。由此可见，如果仅仅只是因为丹尼尔的车祸失明，夫妻关系并非全无回转可能，真正导致万劫不复的是更社会性的部分。因此，母亲一度试图挽救感情的努力也就注定无效。导演再次使用了第一阶段的“吃饭”手法，夫妻二人先是一起吃面条，随后在争吵中停止了这种潜在的交互，特写镜头中母亲试图用碰杯的方式重建，其取景摇晃与逆光虚化却引出了随后的再次争吵与放杯未饮。 由此可见，影响夫妻关系的已经并非只是感情，因此母亲的做法毫无意义，感情被复杂化影响后的破裂是不可避免的。当我们回到庭审中，这也由另一种形式而直观地体现在了“对破裂结果之死亡的剖析”层面上。检察方举起了母亲的著作，将其中的语句节选并朗诵，作为对其愤恨父亲的证据。这几本书的故事取自于母亲与贡献灵感的父亲的个人生活，包括了“事故发生与平安的两重世界”和“对丈夫的怨言”等等情节，既有二人对车祸的痛苦，也有夫妻相处中的困境。但是，它们被检察方以截取个别句子的方式进行拆解分析，破坏了其共同构建出的“复杂的夫妻状态”，也就抹除了母亲此前在描述复杂状态后表达的丈夫“不好也不坏”之非极端定义。这种方式打破了夫妻的关系，甚至无视了关系中作为起始基础而被逐渐复杂化的“感情部分”，全盘进行理性逻辑到咬文嚼字程度的推断与定义。初始作为“母亲感情承载”的小说，在检察方的语境下被扭曲成了完全非情感的存在，以证明夫妻关系的破裂与杀人，与之对应的则是书在“事件发生前“的作用，从夫妻二人寄托感情的载体变成了关乎事业与尊严而关系破裂的导火索。感情要素的破裂对应了社会影响夫妻关系恶化的进程。 电影给出了一个单独的“家庭别墅”段落，作为一家人的独处环境，母亲在此试图重建感情的和睦状态，回到家庭破裂前的氛围。对儿子，她强调“庭审上说的一切不是真的”，抹掉自己主张自杀而带来的和睦不再之事实，对平替丈夫的律师，她与对方更露骨地说着爱情的话语，并确认对方“内心中相信自己无罪”。仅仅在这个独立环境中，母亲希望获得“意外”的定性，以此刻的三人和谐回到意外发生前的状态。然而，律师始终没有坚定回应，这延续了此前对二人关系分化的铺垫，构成了类夫妻关系的再度破裂---“父亲”律师与母亲的关系走向分化，完成了对夫妻关系破裂在事件“发生后”之剖析与“发生前”之过程的同步再现。并且，第一阶段的律师与录音闪回中的父亲都拥有“与母亲吃饭的进行与结束”，也暗示了二者的共性与相同结局。在录音庭审的结尾，律师继续用一贯的社会性语境定义父亲，将他说成夫妻关系中受挫的自杀者，也引发了母亲想捍卫父亲个人与夫妻形象的不满，“他不是你说的那样”，推动了律师“父亲”与母亲的分裂。而在对儿子的一边，母亲也宣告失败，儿子不仅没有回应，代表“视觉”的眼睛更是始终处在黑暗中，说明其听到母亲对夫妻关系积极表达时的自身认知：对于父母和这个家，此刻的他只感受到了一片黑暗。即使是这个独立的家庭环境，母亲也已经无法进行任何重建。在她考虑到律师的“社会思想需要的形象”而放弃“意味”主张时，失败就已经是确定的了。 身处于庭审中，儿子同样受到了巨大的影响。他带有坚定的母亲无罪观点，对父母关系的认知也是积极的。但是，在两次庭审的部分，镜头先以“儿子站在巨大法庭中”的远景为起始，第二次则是在庭审前，儿子坐在法官办公室中，和母亲同样的“背后取景”而受其压力，每个正面镜头的身后则始终有“一起生活并监视母子”的法庭工作人员的身影入画，带来了全方位的影响。而在这种影响之下，儿子坚持出庭，其状态也在侧面镜头的弱化中得以表现：在法庭上的各种复杂讨论中，他感受到了夫妻关系在其作用下的的恶化，自身的坚持也愈发剧烈地动摇起来。此段中他牵着狗，更是由其“视觉”进一步让他的认知全方位受到影响。到了庭审上，第一次的镜头以他作证时的两侧移动为主，让他在“自杀”和“杀人”的两极之中反复转头，夹在两边的外人中间，受到二者交替的“外界”影响。第二次的设计则是儿子的越肩式角度，甚至使用了推拉，让画面里他眼中被迫进行“自杀”主张、挣扎于对方语境的母亲身形被放大，强调了他对此的视觉感受。感受的结果则是视觉上的最直观画面：他看到了母亲口中推论自杀的药片证据，看到了无家庭氛围的空屋，随后则看到了父母的打斗。 显然，儿子秉持着积极的信念，最终其感官接触到的却是关系破裂与感情不再的残酷真相，而此前的积极感知则只是一种错觉。他证词中的种种漏洞，“触觉”错误的胶条，“听觉”错误的谈话声音，都是他对家庭状态的直接感受错误，对应着他对父母关系的感受失真，一切都是他的过于乐观，因为他只处在独立封闭的环境中。而当他自己也被外部社会笼罩与影响的时候，对同受影响的父母关系就开始产生了更真实的感受，其感受以最直观的“视觉”呈现，得出的却只有破裂而已，就像他进行象征“家庭情感”的钢琴演奏，追随其看到的却只是坠亡的雪地。他同样是母亲一样的存在，被迫放弃了对感情依旧的坚持。 儿子的这种变化，在他经历了两场庭审而即将做出自己的最终作证表态时，达到了关键的节点。电影用多重的手法强调了他的“视觉”，对父母关系破裂之真相的直接观察之“视觉”的抗拒，以及其必然性失败后的无奈接受。作为“视觉”象征的导盲犬--序幕里父母放心地让儿子带狗出门，狗引领着儿子的移动--自然是最重要的环节。首先，儿子像序幕里一样洗澡，他又一次处在了可融化“父亲死亡地上冰雪”的热水之中，构图却不再是序幕那样的无边界，而是将他精准地框在了浴帘之中。这与他在父亲死后卧床听到楼下母亲与律师对话的构图高度对应，形成了“死亡与破裂”对他的笼罩，延续自序幕的“热水”就此失去了作用。同时，这里也没有了序幕中的狗，儿子不再与它嬉戏。一方面，这意味着他对狗的抗拒。因为他从此前母亲的证词中了解到了父亲抑郁症的事实，无论死亡真相如何，父亲因母亲而产生的消极情绪、父母关系的恶化都是确实的，这是他首次了解的真相，就像对女工作人员说的“我从没想过父亲会自杀”。而狗则是父亲抑郁症的证据，它此前的昏迷便是舔到了父亲的阿司匹林。由此，狗化身成了“破裂真相”，被拒绝接受其的儿子抗拒。但是，这种抗拒本身就意味着他对真相的了解，可以拒绝狗进入浴室，却会被浴帘“框住”。随后，他的抗拒体现在了对狗的实验之上，试图证明阿司匹林不会让狗昏睡，实际上却是相反的结论。 此外，狗作为”真相载体”而对儿子的影响，也与它的“视觉”属性联系起来，儿子对它的抗拒就同样有着对“感官真相”的排斥。并且，儿子从它的身上论证了父亲的非意外死亡，也就等同于由它而实现的“对真相的直接感知”，即视觉为首的各种感官途径。在此前的庭审中，镜头就不断给到儿子的越肩镜头，让他似乎在凝视着作证与被询问的母亲，带来了对其非感情一面的视觉感知。而当狗证明了父亲的抑郁症时，它也作为“视觉”直接影响了儿子。儿子在对女工作人员讲述自己对父母的震惊，镜头从他的双眼切到了喝着水--又一个证明阿司匹林的细节---的狗，构成了他对“有证据”真相的认知，而“带有真相的狗”也仿佛作用到了他的眼睛，直接打通了他的目力残障，让他亲身感知到了一切。事实上，这在序幕的结尾就有暗示，狗成为眼睛的延伸，一路走过了“家庭”的各屋，最终来到的却是“家庭真相”的父亲尸体，儿子能看到的也就只有破裂的死亡而已。此外，喂狗吃药时给到的“触摸物品”镜头，也将“感知真相”扩大到了触觉的范围。 在这个阶段，电影甚至给出了儿子“视觉载体”的变化，直观地表现了他对父母关系的认知切换。序幕中，狗是他唯一的视觉延伸，但到了最后，女工作人员却接手了这个角色，她与狗的联系从“救狗”开始，似乎以赐予对方生命的方式将自己注入其中，随之更是取代了“导盲犬”的作用：儿子再次外出散步，导引他的却不再是狗，而是牵着他的女工作人员，镜头数次给到后面尾随的狗，暗示着它与女工作人员的属性合一。而女工作人员代表的正是法庭势力，是一家三口内部家庭环境中的“外部因素”。包括她在救狗时的表现，也带有基于“介质”的细节设计：就像庭审中作为证据而分析夫妻关系的“录音”一样，此刻女工作人员为了救狗而给手机发语音，“手机”与录音机一样成了中间介质，而对面的对话者更不是人类而是ai，在生命体概念上即存在鸿沟，这显然暗示了女工作人员的“非情感载体”属性。儿子对她的接受，也就意味着他对“外部因素进入并影响家庭”的感受，其视觉感官已经调到了社会性的一方。 儿子拒绝与母亲说话，要求与女工作人员独处在家中，也是同样的表达。他已经意识到了社会因素对这个家的涉入，而排斥已经不再是纯粹亲情对象而是“杀人嫌疑者”的母亲，是他暂时抗拒真相，却马上被狗的昏睡而推翻，实际上抗拒本身也是对母亲的不再信任。此刻火焰劈啪作响，与“热水”具有相似的反冰雪效果，却已经无济于事，母子关系早已冰冷，冰雪在暗中已经不可抗拒地笼罩了所有人，“火焰”与“有人的房间”都只是掩盖。此后，他就完全接受了女工作人员为代表的“社会因素影响”之破裂事实。他听了女工作人员对作证的观点，话音戛然而止，随后切入父母年轻时“在生”的照片，形成了一次由“寻回父母感情完美关系”而进行的微弱抗拒，瞬间却被自己再次推翻。狗、儿子、女工作人员坐在一起，镜头从身后出发，形成了儿子在女工作人员与狗的“社会化视角”下对电视中社会热点讨论节目的听觉与视觉感知，其人在说的正是对夫妻关系破裂的社会性定义。 在”视觉”表达结尾出现的，便是儿子对序幕结尾中狗的再现。他演奏着对父亲传达想念的音乐，”视觉”感知先在镜头的放大中呈现为黑影遮住眼睛的“看到黑暗”，随后他像彼时的狗一样穿过家庭空间，最后直观看到的却只是父亲死亡的地点。就像狗眼前的死尸一样，而曾经代表“无介质之直接传达感情”的现场演奏音乐，也带来了死亡的真相而被推翻，作为“真情”最后堡垒的现场音乐轰然倒塌。随着视觉的恢复与感知画面，儿子的内心变化也就显露无疑了。电影第一次真正给出了儿子用自己双眼看到的“最直接与最真实”之真相，便是关系破裂与父亲死亡的发生之地，而非对方灵魂理当回应而出现的鲜活姿态，他的想念并未传达成功，自己认知里的鲜活父亲已经形象模糊，反而只有夫妻破裂并自杀而死的结果是可确定的。 在这个阶段，母亲也遭遇了巨大的打击。在女工作人员的“涉入”状态下，她与儿子进行跨民族与国别的英语交流被工作人员禁止，法语也无法得到儿子的亲口回复，母子之间具有“跨越某种阵营阻隔意味”的交心已经不再。而对丈夫化身的律师，电影则再现并升级了此前二人开车的一幕：母亲与律师先用英语交谈大笑，似乎没有被儿子驱逐后的隔阂与消沉，实际上镜头中的马路却已经漆黑，比之此前一段的“明亮马路”镜头更加恶化，说明了母亲黑暗处境的升级。同时，此刻的律师也依然处在座椅背后而身形消失，与此前段落中二人交谈时的构图高度一致，意味着二人联系的“被打断”，母亲也因与儿子的“被打断”而终于哭泣，对应了此前一幕中车内二人的吵架。随后，“吃饭”也加深了母亲和律师之“夫妻关系”破裂的表意。此前，母亲通过“吃”与亲近者建立情感关系，与律师一起吃面并和谐相处，与丈夫则试图恢复共食与共饮，作为吵架途中努力挽回而唤起爱情的暗示。而到了此刻，母亲和律师一起出走，在吃饭的却只剩下了母亲一个人。 母子关系，“夫妻”关系，在这个阶段都得到了或明或暗的巨大阻隔。此刻连接母子关系的，反而变成了“对夫妻关系破裂的社会性定义”。电影用评论节目作为儿子与母亲两边段落的无缝衔接媒介，他们都在观看节目，形成了基于其暗示“母亲为了创作而杀人”的纽带。 在最后一次的作证时，儿子已经完全成为了庭审语境下的存在。他通过“视觉”感知到了父亲在夫妻感情破裂之下的自杀，这已经彻底摧毁了他此前对父亲的认知，对方不再是他认识的那个人，亲情联系也就自然地松动了。“声音”成为了对此的表现手段，电影一直在用“无介质的声音”表现感情的联系，儿子对父亲建立隔空寄情的音乐演奏即是如此，而“有介质的声音”则代表感情关系的受阻，随着影片的发展，由“夫妻吵架从录音介质切入无介质”而表现出“受阻”逐渐进入现实而愈发真切确凿的不可掩盖。对于以“听觉”接收它的儿子而言，这就带来了他的感知转变，延伸到“视觉”观察到的“父亲自杀之地”，形成了他对家庭真相与父母形象的再认知。而最后作证时，这种表达也得到了升级，儿子回忆起父亲对他说的话，本应是直接用父亲声音叙述，却变成了儿子在法庭上的回忆声音，父亲只张嘴而不出声：“无介质”出现了，却恰恰没有哪怕一点“声音”，此前父子二人的“无介质钢琴声”带来的“父亲自杀”感知便是此处的前导。这再现了此前母亲看着父亲录像时无声的一幕，无疑构成了对父子关系的最大削弱，儿子看待父亲的方式变得与母亲一样了。 在回忆中，儿子对父亲的认知几乎被重造。副驾驶席出发的镜头形成了他的第一人称视角，即为“直接的视觉”。而他观察到的则是对既往父亲印象的推翻：父亲用狗来自比，“它是好狗，想着很多你想不到的东西，有一天它会死的”。这个叙述无疑指向了父亲在家庭生活中承受着的种种非情感因素，各种外部的价值观对夫妻感情关系的扰乱，这带来了父亲的自杀，也正是儿子不曾想到过其存在的东西。此前，狗吃阿司匹林的过往已经说明了儿子对破裂真相的接触，而父亲的自白则是更确凿的一段。并且，狗也成为了父亲的一种延伸象征。如前所述，序幕中狗预示父亲坠亡的“下楼”，与儿子打闹时瞬间趴在雪地上不动时对父亲死亡的对应，都是对二者等同性的说明，狗更是与父亲进行了同样的“吃药”行为。狗是儿子的“视觉”，而随着影片的揭露，它自身承载的两层意义，无论是从推理逻辑上对父亲吃药的证明，还是从象征属性上对父亲抑郁自杀的指射，都将其破裂真相以“儿子视觉”形式呈现，直接灌输给了他。 对儿子来说，外部非情感因素对父母关系的影响始终存在于现实中，他并非接触不到，只是主观上缺乏认知，甚至隐约间抗拒着对它的感知，就像他在案件初期会用听到说话声的谎言去为母亲澄清，彼时的他只认为“母亲不会杀死父亲”，而丝毫没有考虑过父亲自杀的可能性，因此只洗脱母亲。直到事实以各种反情感的外部存在--逻辑，证据，录音，物理，医学---而被确凿地细致呈现，他才不得不接受其感情被消磨到破裂的父母真相，在父亲抑郁自杀的自我推论面前完全崩溃。如此一来，父亲便不再是他一直以来认识的父亲，感情关系必然削弱，但母亲其实也同样不再是曾经的母亲，因为他从未设想过母亲对父亲产生的种种压力，直到庭审中一次次“越肩镜头下对证言父亲抑郁自杀的母亲的感知”才逐渐成型。此前，母亲对他说“不要相信法庭上的那些话，你父亲不是那样的”，关系良好的父母才是他的一贯认知，但父亲却最终在庭审的非情感思维与社会性语境下被确定自杀，而母亲也不再是告诉他那些话的母亲，推翻了自己一开始的“意外”主张，完全倒向了“自杀”的“泼脏水”一面，那也是律师口中的“吻合社会思想”。 在结尾处，儿子对母亲产生的认知转变非常重要，它带来了儿子的“非情感化”与又一次的“掩盖”。当他看到判决结果时，表情却是迟疑的欢喜，似乎无法真正放开一切地开心，而开心原本应该是亲情关系密切的母子之间最合理的反应。同时，镜头在儿子的眼睛与电视里的母亲之间切换，后者成为了儿子直接的视觉感知画面，却是电视这一介质之下的产物，形成了二人的“阻隔”。而在“听觉”上，新闻片的画面先与儿子演奏的音乐声重叠，随后无介质的音乐忽然消失，转为有介质的电视声。此前，音乐承载的儿子对父亲感情连接已经被死亡之地的视觉画面推翻，到了这里则轮到了母子。此前，直接的钢琴声除了对父亲的隔空寄情之外，也包括了对母亲的四手联弹。随着它的被取代，“母子感情沟通”意义也弱化了，取而代之的是通过电视介质带来的母亲声音，其“社会舆论”属性插入了母子关系，让二人之间的纽带变得不再是单纯的亲情交互与互信，加入了更多的社会复杂因素。究其原因，儿子眼中的母亲此时已经在“社会浓缩”的法庭中大变样，变成了“间接导致父亲死亡”的存在，她与父亲之间产生的破裂势必影响儿子对她的感情，从而形成了非情感因素的又一重影响。儿子对母亲的看待方式，母子之间的关系，都已经有了浓重的亲情外元素的阻隔。 更甚的是，就像检察方所说，父子对话只是一段儿子的个人主观回忆，其实不足以作为自杀的证据。我们其实甚至不知道儿子是否说了实话，亦或是为开脱母亲的凭空编造。这样的可能性进一步提供了儿子对母亲的复杂态度来源，他眼中的母亲或许其实就是“可能的杀人犯”，只是他此刻希望让其无罪，从而形成对家庭生活的一次“真相掩盖”。这就将儿子对母亲的亲情阻隔关系拉开了两个层面，或是“导致父亲自杀”或是“杀死父亲”，无论哪一种都是明确的夫妻破裂，与他一直以来的认知相悖，对其的接受意味着他自身的“社会化转变”。 事实上，这种转变也体现在了更多的环节。最后作证时，儿子第一次在法庭上身穿红色衣服，这让他与检察方和法官的衣服颜色变得相同，预示着他对此环境的融入。而他谈论父亲时的逻辑化表达，对父亲“自杀”主张的选择，也都是对非情感语境的吻合，前者是法庭辩论的打法，后者则是律师出于“社会需要”的主张，而非母亲最初与儿子一直坚持、并在二人私下的家中达成纯粹感情化默契的“意外”。可以说，儿子让自己成为了社会缩影之法庭的一部分，他对母亲开脱时的作证也是以其语境出发，而非强调对母亲在情感角度的信任：作证时镜头给到了法庭的女工作人员，而非另一边更加情感化悲愤的奶奶，正是对他此刻内心倾向的暗示。 甚至直到庭审结束，一切也依然被社会因素深度影响，这导致了法庭中母亲和儿子的彻底转变，并暗示了此状态在“庭审后”的持续。儿子的被影响如上所述，而母亲也同样彻底放弃了”意外”主张。在儿子作证的最后，镜头给到他被法庭环绕的构图，而庭审结果则由记者之口点出，而非直接呈现，都强调了外部社会对此庭审与母子的持续笼罩。因此，母子关系也必然无法恢复到真正的亲情无间状态，结尾给出的不过是儿子的又一种“掩盖真相与表面和谐”，或是“父亲自杀”下的勉强接受母亲，或是对“母亲杀人”的撒谎开脱，区别只是程度。 在片中，唯一的积极因素便是母亲与儿子的真情，不仅是二人达成的“父亲意外死亡”之“父母关系完好”默契，以及儿子对母亲的信任，也包括了母亲对儿子的一边。在后者呼救的一瞬间，“遮断感情联系”的耳塞掉了出来，其偶然性对接了母亲一种不假思索的本能。“母爱“为代表的人类最本真之情成为了导演对世界的希望寄托，它远比所有的思想与价值观都更接近“人心的本源”，堪为最后的光明。 但在结尾处，这种积极关系却也无法保留下来。母子重聚在家中，代表外部因素的女工作人员离开，二人完成了“上楼”，似乎逆转到了“坠楼”发生之前的生活。但是，从最后给出的各组人物关系中，我们却看到了别样的表达。儿子拥吻母亲，似乎形成了母子亲情关系的重建，但这里却不是长辈母亲拥抱并亲吻晚辈儿子，反而是后者安慰前者，这显然并不正常。事实上，它在隐约之间对应了耶稣对信徒的动作、体位、表情，儿子正是拯救世人并洗脱其罪的耶稣。但与此同时，耶稣也会承担其世人的罪，在十字架上受苦，这正是对儿子内心状态的指射：如上所述，他为了开脱母亲而进行了或大或小程度上的“非情感行为”，勉强让自己接受了亲情连接并不扎实的母亲，就像他无奈地融入外部社会语境，实际上承受着一种真情被磨灭的痛苦，同样也包括或许做了伪证（父子对话）的承受罪孽。这体现在了他拥吻母亲的最后表情之上，在光影交错中依然是晦暗不明的。同时，母亲对儿子并未恢复英语这一“跨二人国别与民族”的世界无隔阂通用语，而是法庭与“作为证人和被告的母子”才要求使用的法语，也是母子关系并未回到纯亲情之无隔阂状态的表现。 作为最坚定也在年龄上最“无垢”的存在，儿子的非情感之社会化转变无疑是沉重的一击。儿子在片中是唯一的“坚持积极者”，也以更加感性的方式进行“意外”主张，并遭到了打压。他的“触觉”带来了”摸到父亲给我贴的纸”的父爱感受与随后的证词，以对母亲几乎本能而不假思索的爱意而产生绝对信任，为其进行辩护，却在整体庭审中被笼罩在了“自杀”与“杀人”的消极面内部辩论之中，完全没有反抗余地。电影明确地表现了儿子的遭遇。在他第一次接受问询时，镜头给到了取证摄像机的拍摄画面，甚至特意用推拉动作强化了这一点，这即是“倾向于有罪消极推断，持冰冷理性思维的外界”对儿子的笼罩：他们只想从儿子口中获得母亲杀人的证词，而直接以逻辑批驳了儿子的积极言辞--“我摸到了父亲给我贴的纸团，因此可以确定是在室外”，以父爱的载体进行“母亲未杀人”的证明。这带来了儿子的被影响，并一路发展到结尾。 而对于母亲与“父亲”的关系，结尾也同样给出了表面的和谐。首先是父亲平替者律师，他似乎与母亲保持了亲密的关系，不同国家的二人用英语交流，并拥抱在一起。但是，当他们拥抱的时候，镜头却突然从水平侧面切到了母亲的身后，中景改为远景，从大小上削弱了拥抱的力度，无法完整呈现二人拥抱（母亲的后背挡住了律师）更是基于美感的第二重弱化。而在语言引导的“跨国别、民族、文化”上，他们先是吃着日本料理，喝日本酒后相拥，带来了民族的进一步多元化，也重现了此前被破坏的“共同吃饭”，意味着阻隔跨越的升级与情感关系的再建，由官司的胜利而带来。但是，这一切却迅速被推翻了，母亲不会用筷子，带来了东西方在饮食上的习惯隔阂，“吃饭”随之变得无法进行下去。同时，拥抱也变成松开后的尴尬与沉默。事实上，在结束庭审的时候，母亲马上给儿子打电话，镜头给到旁观中的律师，已经说明了他对“父亲”的无法替代：儿子对他和母亲的关系而言并非正向存在，反而会阻碍母亲对他的不伦之恋，因此他对母亲上车后“不立即与他说话，而是给儿子打电话”的选择并不开心。而他们拥抱以尴尬告终，意味着儿子将永远横亘在他们之间。儿子不会满意律师对父亲的“揭露“，而律师强势抹除母亲“意外”主张而带有的“社会性视角”，更会让二人自身的感情关系受到阻碍而不可实现，也代表了母亲在另一层面上对“夫妻情感关系”的无法重建：哪怕携手，也只是在律师带有的复杂性中重蹈夫妻覆辙。 最后则是母亲对父亲本人象征的“狗”的相拥，这也是电影的最后一个镜头。她似乎与“父亲”恢复了和谐共枕的状态，这甚至是对相当长时间内二人关系的修复，不再是母亲自白时说的“我们感情很好，但分房睡”，而二人情感关系的恢复也在恋爱初期与“活生生的父亲”（不再是尸体）照片特写中得到了暗示。但是，狗实际上正是父亲自杀“至少有其倾向”的证明，对它的相拥并不能消解这一点，更像是是一种夫妻间暂时揭过的拖延，就像母亲在回忆的吵架中试图与父亲和好一样。同时，母亲与狗的拥抱笼罩在了一片黑暗之中，只有一点月光打在他们的身上，光明显然停留在局部，更广泛的环境中则是漆黑一片。当母亲对父亲做出了“自杀”这一符合社会需要、却非她与儿子本心默契的主张时，她的夫妻与亲子关系本质就已经被确定了，此处些微的光芒不过是对整体环境之晦暗的掩饰而已。 由此可见，结尾给出的不过是一个个的虚假和谐，只是暂时性的美好。母亲与儿子的关系，儿子对母亲的信任，母亲与“父亲”（狗）的关系，律师与母亲的关系，共同组成的“外部因素消除后的纯粹家庭亲情环境”，都是如此，他们其实并没能“上楼”而逆转“坠落”。事实上，他们始终处在社会的影响之中，根本不可能获得任何可持续的情感关系，注定被种种因素所影响。 进一步地说，这种社会的影响甚至也包括了“掩盖”。就像检察方所说的那样，儿子最后的证词并不足以作为自杀的证据，法庭的无罪宣判事实上是有待商榷的。因此，看似儿子胜利的母亲无罪结果，事实上也不过是由“社会”在其语境之下的决定，是“吻合社会思想”之物，依然与其表面的“儿子拯救母亲的母子亲情”没有太大关系。对母子亲情的强调，事实上只是社会的“伪装和谐”罢了，这便回到了影片开始时母亲的状态，将她的“幸福生活之表演”从个人上升到全社会。社会对“情感关系被影响与破坏”的真相进行了掩盖，构成了影片最终的落点。它让“掩盖”也从母亲的个人层面上升，去到了全社会的高度，社会不仅在给予种种复杂因素的负面影响，也在进行着对此影响导致悲剧结果的掩盖。这是整个欧洲在种种深刻社会矛盾对立之现状下的“虚构太平”，而这一切终究会像母亲的伪装一样，难以长期持续下去。 而微观真相的模糊化处理，也作用于这种主题表达。无论坠亡事件的真相如何，儿子在“社会浓缩之庭审”中被影响与改变的遭遇已经构成了对本质的真相揭示：如此以价值观判人且格外强调价值观对立的社会中，父母不可能仅以爱情而抵消负面影响，连同纯洁之身的儿子在内，任何人都做不到这一点。同时，具体真相的模糊，更意味着这种情况的“被日常掩盖”在持续：欧洲人依然生活在表面的开放自由包容之和谐之中，冷酷绝望的真相尚没有被暴露在明面之上，但生活的内里却始终掩藏着各种阵营分裂与思想敌对。同时，“具体”的模糊无疑也拓宽了其真相的范围边界：针对其事件本身，具体的真相可以有千百种，却无一不是绝望而消极的一面，这已然是家庭生活的本质定义之真相，甚至比某一具体限定的确切真相更加极致，引导出了一种“全无希望之路可言”的绝境。 本片以外界对“死亡定性“的讨论和举证为主，在其语境下再现家庭生活和亲人关系，已然决定了一家人在思想极度对立冲突之社会现实笼罩下的情感淡化与关系破裂。每个人都在用价值观去判断别人的行为动机，将理应只围绕情感的爱人关系被放置在了社会价值观的分歧中，这也包括了各自性别阵营化的观念。 并且，这与众人在辩论中采取的方式产生了呼应。无论持有什么观点，每个人都在用理性逻辑的方式进行举证和推论，互相针对对方的逻辑漏洞。这无疑是非情感化的冰冷角度，众人由“多人数、多角度、多国别、多人种、多性别、多年龄、多阶层”而共同组成了多元化的整体社会，却共同秉持着纯理性的思维方式，全无任何感性判断，因为这不符合法庭官司所需，这种对法庭辩论的主题性活用非常巧妙。而在更具体的层面上，其他人持有的“母亲杀人”与母亲的“自杀”形成了对立，实际上却有着“夫妻失去情感关系”的内在一致性，二者共同组成了“坠亡”的主要剖析方式，却均是消极绝望的方向，这无疑已经说明了家庭状态的真相。 不可否认的是，本片对家庭生活、夫妻关系、法庭辩论的呈现都相对简单，三者各自实际上都会拥有更复杂多面的内容可供挖掘，在纵向上做得更深。而本片给出的则更多是一些定义和概念，它抛出了一个个话语形式上的价值观与社会现象，将之用文本的形式附加到夫妻关系中，作为感情破裂的内因说明。而作为承载的夫妻交互场景，却只是那一场吵架而已，甚至连其本身的矛盾都依然是停留在文本层面的“吵架”。这无疑减弱了影片对夫妻破裂的诠释深度，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了辩论中，双方更多是在每场辩论中各发一次言，只针对一个问题，并没有进行更激烈的逻辑纠缠，随之也就没有了可引出的夫妻复杂生活。 这可以是缺陷，也可以是导演放弃的部分。导演试图对夫妻关系破裂添加远多于一般同类作品的内因侧面，让他们几乎包括当代西方社会中所有会产生立场对抗的价值观内容，以及社会的客观环境。同时，作为“破裂发生前“的“复杂社会因素”在“破裂发生后”的对应，电影还需要展示各种证据与实验，将本应关于感情问题的死亡变成各种其他因素交织下的解构产物，影片由此“吵架中的坠落”之单一事件进行了反复多重的拆解与推导。在悬疑片的观感上讲，它似乎是啰嗦而停滞的，没有直观呈现更多的夫妻生活内容，更没有真相反转的多重与层面升级。但是，从主题而言，这种对“某一简单事件”的无限“植入各种因素”，用不同的思维、知识、证据、价值观进行推论定义的“复杂化”，正对应了“单纯的夫妻感情关系”被种种外部因素影响与改变至破裂的过程。 这样一来，电影在广度无限扩充，试图做出社会浮世绘的同时，在单一侧面上的深度就必然让步了。它有着对“感观”的出色表意设计，但于“剖析”而言却显不足，更多是在给出”可引发感情破裂”的概念，这也吻合“感官”提供的概念化表达语言。事实上，这也是当代西方电影的一个共通点，高概念化的政治倾向表达已经成为了最主流的艺术创作方向。 本片并非传统审美上的顶级之作，却在表达内容、方式、完成度上足以成为如今西方电影的强时代性标志，让它具有了一种偶然而得的意义。作品揭露了这些复杂的价值观是如何影响欧洲社会的，从阵营化的性别观念对立到各种复杂的价值观。这其中也包括了欧洲当代的电影创作。欧洲现在的电影艺术已经无限集中于政治内核+概念包装，概念化可以把作品包装的很好很高级，但因为过度不落地与不具体，从人物状态到事件发展，因此对其主题很难深入，只是用概念包装了现象。 《坠楼死亡的剖析》是其中之一，也有意无意地批判了这种现象，揭开了欧洲社会与电影目前表面繁荣之下的被影响本质。可以说，它在批评的便是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