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阳：无人机是台湾实施战略威慑的答案吗？| 战略与安全

新兴技术不仅改变了人们利用世界和看待世界的方式，也颠覆了一些国际安全的基本假设，对传统的国际安全理论产生了冲击。现代高科技战争意义上的无人机使用始于2001年，美国在中东反恐战场的首次实战部署无人机，此阶段开始在实战层面对无人机战法和战术进行探索，军用无人机在中东反恐战场表现出色。此后，随着美国在中东地区开展反恐战争，无人机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在情报、侦察、监视、定点清除等任务中。美军在阿富汗、伊拉克、巴基斯坦、也门、利比亚、索马里的军事行动中都使用了无人机。

特别是近3年以来，以叙利亚内战、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的纳卡冲突、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哈以冲突、也门胡塞武装红海行动为代表的几场武装冲突，无人机都在局部或是全局逆转了战争胜负，发挥了“以小抗大、以弱制强”的不对称战争对抗能力。从2023年10月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攻击以色列及美国舰船，美国和以色列不得不以昂贵的防空导弹进行拦截，胡塞武装凭借廉价的无人机对美国和以色列形成了成本强加的不对称战略优势，被外部称之为“200万美元与2000美元”的战争。无人机，作为现代战争中不对称战争能力的利器，在新近几场战争中的表现凸显出了其将部分冲击或是颠覆传统战略威慑的前提条件、作战方式和致胜机制，自然也会被面临非对称安全压力的行为体所关注和利用。

从军费投入看，1979年，大陆方面的军费是台湾方面的两倍，今天已经达到21倍，双方在军力上已经严重失衡，台湾已经不具有与大陆对抗的绝对军事能力。因此，台湾只能通过一些非常规策略寻求可能的军事威慑优势。无论是台湾还是美国都意识到无人机对于发展不对称对抗能力的重要性，美国近期对台军援军售均增加了大量的无人机装备，强调了分布式作战和后勤保障，旨在助力台湾对中国大陆形成不对称战力。

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以来，台湾当局在以美为首的西方国家支持下，散布“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言论，试图将台湾问题“国际化”，并提出要借鉴乌克兰对俄作战中无人机发挥的不对称战力优势，加紧在台湾推进无人机军事化进程。

2022年7月，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主持了“国安会”的高级别专家研讨会，研讨俄乌冲突中乌克兰如何能够以弱抗强，以小胜大的经验。事后会议发布的会议简报提出：乌克兰使用了无人机，形成了对俄罗斯的不对称战争能力，而在无人机数量上，台湾远远落后于中国大陆。根据2名直接消息人士与一份内部安全报告称：台湾“国防部”目前仅有4款无人机，且机队数量仅“数百”，而解放军却有高达50余款无人机，且数量高达数万架。

面对台海两岸在无人机规模、能力方面的巨大差距，蔡当局在无人机方面“按下按钮”，打造无人机的“国家队”，启动了台湾缩短差距的战略计划。蔡当局向路透社表示：俄乌战争给了台湾很大的启发，在俄乌战争中，全世界都看到了无人机的重要性，台湾在无人机领域不会缺席。兰德公司在2023年的一份评论中提出“便宜的无人机是否是台海冲突的答案？”台湾的无人机能侵扰中国大陆沿海地区，迫使中国大陆不得不使用昂贵的防空武器来应对台湾众多的廉价无人机，从而对中国大陆形成了“成本强加”（cost-imposing）的战略优势。台湾已退役的“参谋总长”李喜明海军上将，在2022年出版的《台湾的胜算：以小制大的不对称战略》一书，也提出台湾要放弃昂贵且存活性低的传统武器平台，采用成本低廉、存活性高、致命性强的无人机装备等，以不对称战争能力形成对中国大陆的战略威慑。

在推进无人机军事化发展方面，台湾方面以军方主导的“国立中山科学院”为主研发方，吸纳本土制造厂商组建“无人机国家队”，积极联合美法等发达国家公司巨头提供技术支持，采用军民融合方式推进“军用商规”无人机的发展，最大限度利用来自民间的产能，以实现快速平战切换的战时动员生产。台湾防务部门在2023年2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邀请了中山科学研究院航空研究所所长齐立平向媒体介绍了中山科学院台湾无人机研发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功能：

隶属于台湾军方的中山科学院根据军方的需求，以客制化、大型、特用无人机为发展主轴，将成熟技术与产能释放到民间，与产业界共同建构台湾的无人机产业链。中山科学院目前量产交付军方的军用无人机包括红雀二型无人机、锐鸢一型无人机、陆军战术近程无人机、反辐射攻击无人机。而正在研发中的项目则包括腾云大型无人机、锐鸢二型无人机以及红雀三型无人机等。

根据台湾地区李喜明《台湾的胜算：以小制大的不对称战略》中所提出的不对称防务思想，台湾可以利用无人机等分布式武器实施对中国大陆的战略威慑，并且妄想台湾可以从五个方面的威慑入手：

报复性威慑旨在公开警告对手：如果动武，将会遭到严重的武力报复惩罚，让对手清楚意识到预期损失会超出预期收益，进而放弃军事行动。

一般而言，只有核武器这类大规模杀伤武器、大规模城市空袭等才能够称的上报复性、惩罚性的威慑手段，以使对手害怕报复后果而不敢采取行动。台湾作为非核武器地区，没有适当的“大规模杀伤”武器对中国大陆实施报复打击，因此目前只能寄希望于无人机等分布式、轻便廉价的武器对中国大陆的东南沿海城市进行侵扰。

从目前两岸军事能力悬殊对比的现状来看，拒止性威慑和报复性威慑的不同在于：其借由武力展示、战略沟通，向对手发送清楚强烈的信号：“我们有能力让对手的军事行动蒙受巨大损失，绝对不会让对手达成战争目标”，进而影响对手，打消其出兵动武的念头。

从目前两岸军事力量的悬殊对比来看，较之于报复性威慑，拒止性威慑是台湾可能可选的选项。李喜明认为，只有在不借助美国的情况下，台湾能够根据自己的能力建立威慑能力，才能够算的上可信威慑。因此，台湾要建构一支量多、机动、精准、致命、快速、价廉、易行，在遭受第一击后高存活率的作战部队，如无人机作战部队，从而阻止中国大陆的武力行动。

延伸性威慑主要是指威慑国通过警告对手、不得对第三方采取军事行动，这主要针对美国而言。冷战期间，除了核武，美国基本上不可能遭到其他大国的传统攻击，因此最可能发生的是美国的盟友遭到非核攻击，美国通过其他国家和地区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从而对潜在的挑战方实施延伸性威慑。美国对菲律宾、韩国的庇护，旨在威慑中国和朝鲜，就是一种典型的延伸性威慑。

虽然美国与台湾地区之间目前没有订立《共同防御条约》，但是出于遏制中国大陆的需要，美台之间的关系却十分微妙：

结盟是通过与其它利益共同方达成某种盟约甚至是默契，以集体对抗来阻止潜在对手不轻易采取军事行动的方法。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就是冷战时代结盟性威慑的典型样例。

早在2020年2月，前美军太平洋司令布莱尔（Adm.Dennis Blair）上将出席美国国会举办的“中国军力投射与美国国家利益”（China’s Military Power Projection and U.S. National Interests）听证会时就曾指出，如果中国大陆对台动武，可能会催生像类似“亚太北约”的组织，也就是所有东亚同盟国将与美国共同对抗中国。此外，台湾一直标榜所谓的“民主价值同盟”，将一国主权范畴内的问题混淆为世界性的“民主制度保卫战”，意在裹挟世界其它爱好和平国家卷入台海冲突。

台湾方面设想，如果能够团结岛内群众的防卫决心和意志，也能够达到战略威慑的效果。

有关意志威慑，可以参见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战略大师托马斯·谢林所提出的“勇敢者游戏”：在一条长长的笔直的大道上相向而行的两辆车，都不希望发生车毁人亡的悲剧、但也都希望对方首先退让，以使自己获得“勇敢者”名声。非常吊诡的是，在这场“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游戏中，车毁人亡的概率很低，而获胜的一方从来都有办法让对方明白“在任何情况下我是不可能选择退让的那一方”。谢林分析，一旦有一方能够准确传递“任何情况都不避让”的信息，另一方就会选择退让，因为成为“胆小鬼”也毕竟胜于车毁人亡。谢林由此提出：在实力相当的双方发生利益冲突时，既要保证己方利益又不想沦落到两败俱伤，双方一般都会通过战略威慑迫使对方让步。而谁胜谁负，取决于对方战略威慑的“可置信程度”：一旦威慑是可置信的，对方为了避免更坏结果就会让步。显然，台湾将全面意志的抵抗作为一种可置信的威慑。

无人机能够成为台海冲突的答案吗？目前台湾对于运用无人机对大陆实施战略威慑的想象，仍然是基于核武器时代“确保相互毁灭”的传统战略威慑理论，并没有认识到在无人机作战条件下，现代战略威慑理论已经部分甚至颠覆性地被重塑改写，传统威慑理论的前提条件、作战方式和致胜机制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台湾方面所设想的五类战略威慑，在当前两岸力量悬殊及无人机条件下都难以成立：

台湾方面妄想通过所谓的无人机编队对中国东南沿海城市和重要目标进行打击，或者通过消耗中国大陆的防空系统来对大陆形成“成本强加”负担，这一设想难以成立：

无人机数量规模的悬殊对比和大陆反无人机装备的发展，使得台湾没有实施报复的能力。台湾方面远没有考虑到中国大陆在无人机装备型号和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并且忽略了在反无人机装备上中国大陆的绝对领先地位，台湾的无人机对中国大陆的侵扰能力和程度十分有限。

从战略纵深看，台湾存在无险可守、无路可退的战略纵深困境。考虑到东南沿海城市在中国整体战略全局中的比重有限、以及中国广袤国土空间的战略纵深，相比而言，台湾由于身处孤岛背靠大海、毫无战略纵深空间，实际上处于十分不利的战略地位，无法承受来自中国大陆的大规模无人机打击。

台湾寄希望于运用无人机，实施类似于核反击的“二次打击能力”，在现有地理空间条件下也难以成立。

如果台湾本岛遭受武力攻击，其无人机靶场等重点目标也将纳入重点打击目标，能够存活数量有限，难以储备足够无人机实施二次打击。

台湾的地理条件是中央山脉纵贯南北，东部海岸地势陡峭，主要城市和人口集中在西部海岸，可以说是将大陆的无人机攻击更加聚焦锁定在了西海岸关键城市。当本岛西岸被军事控制，台湾东岸的无人机编队由于中央山脉的阻隔作用，实际上已经难以再对海峡对岸形成威慑。传统作战条件下的“天险”优势，在无人机作战条件下可能成为自身的劣势。

台湾寄希望于美国、日本等提供的延伸威慑，但从目前来看，没有任何法律规约类的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对台政策一直采取所谓的“战略模糊”策略，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不希望台湾挟持美国，从而挑衅中国大陆，造成两岸冲突。

美国方面从来不会将台湾置于美国国家利益之上，美国在历史传统上，也不愿意对别国安全无限负责。即使在现有的北约安全协议第五条，美国对北约成员国的安全责任也做出了模糊的表述，当时的纠缠争论，也是因为北约希望将美国的安全保卫承诺写进协议，而美国拒绝作出明确承诺。

“亚洲北约”也是一个伪命题。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向美国多次建议在亚洲建立类似于北约的集体安全组织，来围堵当时的新中国，被美国方面直接拒绝了。因此，“亚洲的北约”更多是一种心理感知层面的外部威胁概念，而非现实，其更多的内涵是美国加紧了亚太力量的再平衡，加强与我周边国家的安全同盟或类同盟关系，对我形成了战略包围。我们要认识到，这么多年我国一直身处这样的“战略包围圈”。国防大学的戴旭教授曾指出美国在亚太对华的“C形包围圈”，今日的“亚太北约”不过是这类说法的变种。

而对于台湾而言，试图裹挟美国和其它国家卷入战端，都不是一个可能的现实选择，更多的是对本岛群众的一种自我心理安慰。

从犯罪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到：从威慑效果来看，对犯罪行为实施惩罚的精确性，要好于提升惩罚的力度程度。传统的战略威慑理论基于核时代的无差别，广泛、全面式武力攻击，无法有效区分领导阶层和普通民众。而在无人机作战时代，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和人脸识别，无人机可以实现对少数领导阶层和特定人群的精确打击，实现了领导层和普通民众的分离。

目前，台湾危机的根源在于少数鼓吹“台独”的领导阶层和少数具有影响力的特定人群，这些少数分子裹挟了台湾多数普通民众，将2300万人民绑上了台海冲突风险的战车。在无人机作战条件下，大陆如果能够及时公布定点打击人员或机构目标，只针对特定领导阶层和群体进行打击，将广大爱好和平的普通民众从战争的恐惧中解放出来，那么将有效瓦解台湾方面所谓的“全民抵抗意志”威慑，台湾当局所谓的“全民抵抗意志威慑”也就变得不再可置信。

台湾目前所谓运用无人机打造不对称战争能力，本质上是“针尖对麦芒”式的军备竞赛，仍是对称式对抗的窠臼思路，远不能达到所谓的不对称对抗能力。全面分析台湾方面对大陆实施战略威慑的现实条件，特别是考虑到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对传统战略威慑理论的重塑和改写，将会对今日台海可能冲突场景中的无人机对抗有更多的观察洞见。台湾妄图利用无人机对中国大陆实施的战略威慑，无论是在实力对比、实现条件、制胜机制、民众意志、地理因素方面，都难以实现有效的战略威慑。

排版 | 周宇笛

初审 | 袁浩延

终审 | 冯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