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姜思章14岁还差4个月、正读初一时，在由学校回家的半途中被抓入伍，旋即被押上运兵船驶往台湾。青年时“因想家入罪”判刑三年；中老年时参与策动老兵返乡探亲、两岸直航等街头运动，曾“先他人一步”冒险返回大陆省亲；晚年时，时穿梭两岸，是和平使者。 　　多次约访，前后面谈三次。 　　台北之夜，第一次看完姜思章的材料，令我心潮难平。写此文时，已离开宝岛返回深圳，夜阑人静时，再次研读采访资料、放听录音，当年国民党老兵冒死返乡探亲的真切描述，令我一次次泪眼朦胧。 　　饱经沧桑、一身反骨的姜思章，其数十年间所演绎的“老兵不死”传奇，折射出中华儿女孝道为先、忍辱前行的优秀品质。 　　姜思章曾“大闹天宫”，令台湾当局头痛不已。如今，无论在公交车上还是在捷运（地铁）站口，走到哪里都喜欢戴一顶鸭舌帽的他，只是个普普通通的退休老人。 　　初见姜思章先生，即被他直刺背脊的目光所“震慑”。在他约定见面的台北女书店内，第一次握住他的手，他劈头就问：“你怎么找到了我的电话？”我说，从退辅会和外台会。他答，退辅会是官方机构不会给你电话，外台会有可能…… 未满14岁被掠，惨绝人寰不堪回首 　　姜思章的故乡位于舟山群岛的岱山岛。 　　时光进入1950年，一个崭新的共和国已在北京宣告成立，可东部沿海众多岛屿尚在国民党控制之下。这一年的5月13日晚至16日，对10余万驻守舟山群岛的国民党军队来说，是一个风雨飘摇、前程未卜的悄然大逃亡时段，而对群岛的黎民百姓来说，则注定是一个撕心裂肺的时刻。 　　那年，无忧无虑的姜思章，是县城岱山中学的一名初一寄宿生。14岁还差4个月的他，完全是一名少不更事的懵懂少年。15日这天，国民党部队秘密撤离已近尾声。发疯般的国民党军，依然在四处抓人。学校的男老师早已跑得无影无踪，而初中高年级男生也已躲藏得不见踪影。 　　身材矮小，还未发育的姜思章及另两位同村男生不以为意，觉得自己年龄太小、身材又矮，站直了还不及步枪高，被抓壮丁的厄运似乎离自己还很遥远，心里也就没当回事。学校已经停课，几个小伙伴相约背起简单的行李，顺着新修的军用公路步行回家。 　　祖母十分溺爱这个长孙，父母亲也特别疼爱听话的长子。每逢过生日，母亲都要按照乡风习惯煮两个鸡蛋，用布兜装上，挂在他的脖子上。少年姜思章边走边憧憬祖母和姆妈为自己过14岁生日。作为舟山群岛的第二大岛，岱山岛上的鱼盐资源丰富，岛民生活丰衣足食。可10万国民党军队的到来，彻底打破了岛上居民的平静生活。 　　走着走着，他们不知道危险正步步逼近。就在离家仅一华里左右时，一队正愁着无人可抓的国民党部队迎面走来。不由分说，这三名同学成了聊资充数的“壮丁”。 　　随后，几名学生被押往一处临时住处。姜思章特别注意到，这支部队的军服上有“贵州部队”标识。经过半天的行走，粒米未进的他们，渐渐感受到了死亡般的绝望。“求求你们放了我们吧，我们还小，我要回家……”看着这几个乳臭未干的孩子，听到他们肝肠欲断的哭泣，带队的连长动了恻隐之心。这位青年军官不耐烦地下令：“留下你们也是累赘，你们滚回家算了！” 　　看到这几个惊魂不定的娃娃，这名军官还扔给他们几张烙饼，并嘱咐：“可别乱跑噢，你们几个先藏在附近尼姑庵里，等我们都走后再离开，要不然还会被别的部队抓走。” 　　他们对这位军官千恩万谢，可这几个少年没有听信这位军官的话，因担心对方反悔，他们趁人不备，从尼姑庵里跑了出来。果然刚走不出多久，就被另一支部队给抓住了。后来才知道，这回抓他们的是十九军十八师机枪连。 　　几个小孩用沙哑的童声苦苦哀求，可这回再也没有好运气了。见他们号啕大哭，看守的战士抡起枪托就打，小小年纪的姜思章被打得腰都直不起来。同行的学生中一位同学患有疝气，他以此为由上前声明此病按规定不能当兵。见没人理会，以为是得到了默许，便快步疾走准备离开。可刚走出几步，即被士兵从背后举枪命中，当即倒地身亡。经此杀鸡儆猴后，姜思章和同伴再也不哭不闹了，只得乖乖地跟在大兵屁股后面行走。 　　经过连夜步行，直至第二天清晨，才来到码头边，在厉声呵斥和枪托催打中爬上最后一艘撤往台湾的巨舰。 　　缓缓离开之际，岸上警戒随之解除。大批前来寻找亲人的妇女立刻围拢上来，哭喊、祈祷、诅咒之声一片。多年以后，姜思章才知道，哭喊的人群中，就有自己的母亲。船越行越远，家乡岱山岛越来越模糊，最终消失在视野中。年少的姜思章哪曾想到，从此一别，与父母再相逢时已是数十年之后。 　　在国民党军史上，这次秘密军事行动，就是著名的“舟山大撤退”。史载，短短4天内，约14.8万人秘密撤往台湾，其中被抓民众1.3万多人。被抓者中年龄最小的仅14岁，最大的53岁。姜思章就属于其中的最小者之列。 　　不过姜思章说，一般的历史文献中都是这么写的，他也以为自己就是最小的那位，其实不是，还有一位比自己还小，也是舟山人。“他叫桑品载，比我还小两岁呢，他是阴差阳错上了船。” 　　姜思章在讲述自己的命运遭际时，先插叙了有关桑品载的一段“奇闻”。 　　原来，借住在桑家的一位国民党萧姓连长看上了房东的漂亮女儿，也就是桑品载的姐姐。接到上峰命令要立即撤离，萧连长临走时希望带她去台湾，向女房东提出请求。她妈妈一时糊涂，竟允诺了。但转而觉得女儿还小，不放心，希望这位军官连同她的弟弟一同带走。但临登船时，因运力达极限，上峰命令清理“无眷属证明，私自上船的女子”，但男丁可留。结果无眷属证明的姐姐被赶下船，弟弟桑品载却阴差阳错留在了船上。 　　当然，这是姜思章来台多年后才知道的另一悲惨故事。饱经离乱之苦的桑品载后来成了一名作家，迄今仍健在。笔者曾辗转联络，未果。 臭气熏天的底舱，饱受煎熬的两天三夜 　　采访姜思章，是在断续中完成的。 　　在姜思章老人家里，他请我看一张老照片。这是他刚刚被抓来台湾时的黑白照。这是一张充满怒容的脸庞，少年的面部没有一丝快乐的迹象。如果你也是一位家长，试想一下，一名不足14岁的孩子一夜之间被迫离开了父母，做父母的该是什么样的心情？兵荒马乱的年代，这名少年将面临怎样的人生局面？还是顺着老人的讲述听下去吧。 　　与姜思章一同被抓的另一位同学叫王岳清。两个可怜的孩子被押到码头时，已经被要求换上了军队制服。“土黄色的军服，罩在身上，显得极不合体。”这标志着，从此他成了一名军人。 　　虽然船舰很大，可塞满了人和辎重，实际上已严重超载。它喘着粗气，笨重不堪地缓慢移动。一些不堪被抓的青壮年，在船只开动之际纷纷跳海，伴随“哒哒哒”一阵机枪扫射，海面血水泛起，尸体死鱼般浮在海面。后面的人再也不敢冒险跳海了。这样的情形，只看得少年姜思章胆战心惊，一个弱小的生命从此刻开始，要独自品尝人生的悲苦离愁了。 　　轮船离开海岛，向茫茫大海深处航行。家乡渐行渐远，熬过撕心裂肺般的剧痛之后，躯体变得疲累，船上的人也开始安静下来。姜思章被挤在最下层的货舱内，仅有一个可以容身下坐的空隙。航行了两天三夜，每天，每人可分配到一碗米饭两份大饼。饥饿还可以忍受，可没水喝更令人难熬。 　　料定插翅也难逃了，那些被抓的人，才被允许自由活动。印象最深的还是接水喝：甲板上仅有一个水龙头，可用碗接水的人群拥挤不堪，少年姜思章挤了半天才弄到半碗水止渴。维持秩序的警卫手拿棍棒，动辄横扫过来。姜思章个矮， 站在人群中毫不起眼，每次棍棒打过来，他灵活地往下一蹲，就避过了击打。 　　厕所也是污水横流，臭气熏天。 　　混乱不堪之际，为了活命，谁也不能指望别人，一切都要靠自己想办法了。夜已深了，一阵困倦袭来，他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到了5月19日上午，船上忽然发出一阵骚动。只听有人说：“到了，到了，台湾的基隆港到了！”此时，从前边传过话来：“每个人都要打起精神！”并要求脱掉夹衣厚裤，换上单衣。并且每人发放一条长形米袋，要求统一斜挂在胸前背后。这里的气候果然同岱山有别，仿佛一下从春天进入了夏天。 　　船缓缓靠岸，只听岸上高音喇叭战歌高奏，随即有人大声嚷：“蒋夫人率反共抗俄妇联会干部来欢迎舟山胜利归来的将士了！”虽然声震如雷，可少年姜思章充耳不闻，他只顾咬破胸前米袋，一口一口地啃食生米——海上惊魂不定的日子过后，第一次脚踏实地，他忽然感到饿坏了。走在身后的王岳清提醒他：“快看，那边!”他顺指一看，在一个高台上，一群女人围着一个浑身白色的女子，她穿白色旗袍、戴白帽子、挥动白色手帕，这就是“伟大的蒋夫人”宋美龄女士了。在一片欢声雷动中，少年姜思章毫无所动。“她就像个守丧的妇女！”多年后，回忆当时的情景，姜思章如是说。 　　在一片“蒋夫人好！蒋总统万岁！”的口号声中，衣冠不整的军队通过夹道欢迎的人群。白衣黑裙的女学生在齐声高呼：“欢迎！欢迎！欢迎忠勇的将士!”当看到年龄比自己还小的姜思章时，有女生不住地发出赞叹：“这么小就从军报国了，真的好伟大呀！”听得姜思章满脸通红，不知所措。 学生们特别将双倍的香蕉、桔子、馒头之类的慰问品塞到姜思章手里。 　　部队稍停，他就请老兵代劳，将刚发的五块钱新台币慰问金，买了一把糖果，平生第一次将台湾糖果吃了个足饱！ 不堪陆军折磨，改名易装投奔空军 　　姜思章所在的陆军十八师入驻台北第二女中。学生已经放假，部队起居都在学校的体育馆内。按部队的规矩，战士必须操练，每天清晨出操，要绕着校园的围墙跑步。 　　少年姜思章因绑腿不时松脱而落在队伍后面，因此，经常遭到老兵班长的踢骂。部队每天只吃两顿饭，这种生活对一名少年来说，自然非常不习惯。 　　没有任何人同情你，也没有任何人教你怎么做。忙忙碌碌倒还好，可一有空就会想家，想家又无处倾诉。好在有王岳清陪伴，两人经常相依而哭，哭完了再互相安慰：“不会太久，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直到有一天他们遇到一个人，这才改变了既有的一切。 　　那天，照例是晚饭后的短暂自由活动时间，两人在操场上边走边说话。忽然，两人同时看到了一位熟悉的身影，竟是同学朱彪！朱同学其实比姜、王两人高两届，也曾在岱山中学就读。朱彪有初中学历，加上他是主动投军入伍，因此，被安排到师部无线电班，行动稍有自由。 　　得知朱彪有这样好的待遇，两人恳求朱彪介绍他们也到无线电班去。朱彪还真守信用，他果真向长官报告了两位学弟的想法。可还未等两位学弟去见新长官，就被嗅出味道的连长臭骂一顿，朱彪还因此挨了几个耳光。 　　避过风头之后，三人又聚到一起。这回是朱彪的主意，他问，你俩有没有胆量逃跑？原来，朱彪认识一位在台北松山机场空军工兵部队的浙江老乡黄连长，他们合计跑到那边去。在事先得到黄连长的首肯后，在一个傍晚，两个小鬼混在到营区外小河边洗澡的队伍中，轻易骗过了警卫。出了大门，两人飞步跑往松山空军基地。 　　温州籍连长黄云波念及同乡情分，加上部队急需要人手，便收留了他们。看到两人身着不合体的陆军服，他立刻命令换成空军地面部队的制服。为了防止原先的部队来缉查，黄连长要求两人立即改名。情急之下，姜思章脱口而出：“姜思章！”原来，在岱山中学，他有一位心仪的章姓女同学。王岳清顺着姜思章的改名思路，也立即改名“王思国”。他原本想叫王思家，觉得思家不大气，遂改名思国。 　　姜思章本名叫姜文标。由改名这件事可见，尽管小小年纪，姜思章要比同龄人来得早熟。 　　瞒天过海，国民党空军工兵部队从此多了两个娃娃兵。 每闻“思母曲”，异乡泪如雨 　　当年，国民党部队号称百万大军“转进”台湾，各部队、各兵种之间极其混乱，相互间逃来逃去，人员进进出出，甚至抓来抓去都是常有的事。这就有了姜 思章和同学换个“马甲”，加入另一支部队的机会。 　　半年之后，部队转移到台湾南部的冈山空军官校机场。回忆当年的时光，姜思章说，印象最深刻的，除了一同被抓来的同学经常在营房一角抱头痛哭外，就是倾听驻地附近家属区高音喇叭播放的思乡歌曲了。 　　每当日暮时分，播报新闻之后就开始播放当年上海滩的流行歌曲。如《玫瑰玫瑰我爱你》、《凤凰于飞》、《夜上海》等等，这些歌曲对远离大陆的年轻人来说，是疗治思乡心病的一剂良药。 　　其中，最令姜思章动容的是《母亲你在何方》这首歌。这是1931年播映的由影星阮玲玉主演的电影《恋爱与义务》的插曲。每当薄暮时分，听到这样的歌曲，他就会泪流满面。以至到了1987年，姜思章等人策动老兵返乡运动时，在当年规模最大的一次老兵聚会上，他还带着数万老兵在台北一所中学的操场上集体演唱这首歌曲。“一时天地为之震动，万众为之唏嘘！”全场老兵们齐声演唱，泪雨纷飞。闻讯后，主政的蒋经国再也坐不住了。在去世前夕，蒋经国终于同意开放老兵返乡探亲。 　　时至今日，老兵姜思章提起这首歌依然思绪澎湃、情难自已—— 　　雁阵儿飞来飞去白云里， 　　经过那万里可曾看仔细？ 　　雁儿呀，我想问你： 　　我的母亲可有消息？ 　　…… 　　儿时的情景仍梦般依稀， 　　母亲的温暖永远难忘记， 　　母亲呀，我真想你！ 　　恨不能够时光倒移。 　　当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为了防范“共党分子”渗透，残酷进行内部清洗。随着海峡形势的紧张，开始实施戒严，人为切断了两岸之间的一切人员和通讯往来。即便是通过香港等第三地的邮件也被严格限制。普通百姓甚至连置办收音机都要申请牌照。当局堵塞大陆信息渠道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不过，老蒋对两岸之间的信息渠道是慢慢收紧的，刚开始的一两年还可以通过香港等地转寄邮件。说起来，姜思章在不幸中尚有万幸，他在来台湾半年后，曾一度同家人取得了联系，只不过这种联系的取得极具偶然性。 一则寻人启事，一个难以解释的“偶然” 　　人世间，亲情之间是否真有心电感应？这应是一个唯心的命题，可老兵姜思章的亲身经历，似乎佐证了“感应”的存在。 　　1950年11月的最后一天，部队操练结束，姜思章照例坐下来休息，正感到百无聊赖之际，发现身边有一张报纸，这是当年部队最常见也是唯一的一份“党报”。本来不怎么看报的他，竟鬼使神差般拿起报纸随便翻了起来。前面的版面照例是诸如“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一类的政治宣传。他正准备随手扔下，不知何故，暗中有一股磁力似的，他竟将报纸又翻看了一遍， 连报尾的分类广告栏也逐条仔细看完。 　　忽然间，位于第八版“副刊”左下角的一则寻人启事将他的目光牢牢“粘”在了上面：“寻姜文标（姜阿杏之子）,浙江定海岱山人……”几个黑体铅字，像被锤子击打心扉，姜思章心里一阵怦怦乱跳。在台湾，只有“姜思章”，已经没有“姜文标”这个人。仔细看清之后，颇有心计的少年姜思章悄悄记下了寻人启事上留下的联络地址。 　　按照地址，他找到了位于台北市西宁南路145号的联系人王先生。这才知道，原来是父亲托请在上海的亲戚，上海亲戚又托请香港亲戚，香港亲戚再托请台北的亲戚，登报寻找失散半年多的儿子。 　　未曾想，这种犹如大海里捞针的策略，竟然让困居军营已更名换装的儿子看到了。“如果不是那天恰好看报，如果不是看得仔细，谁知道台湾军队中有姜文标这个人？！”60多年之后，姜思章依然庆幸上苍眷顾：“这大概是冥冥之中，上天做的安排！”其实，那张1950年11月28日的日报尽管是副刊版，分类广告内容还真的很丰富，有一则悬赏通缉令，还有警告声明之类的小广告，用今天的话说，颇能吸引眼球。这也许是让姜思章看得格外仔细的一个理由吧。 　　经过一番磨难，小小年纪的姜思章心理已有了与年龄不符的成熟。他牢牢记住了王先生的叮嘱，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没有向旁人透露这个秘密；同时，在托转的回信中，也没有暴露自己的军人身份，而是假称在台湾读书，目前一切安好，等于是向家人报了一个讯息：儿子还活着！ 　　不久，收到了王先生转回的父亲的亲笔信。 　　通过第一封家书，姜思章才晓得，自己被连夜押解上船后，半年之内老家发生的一系列变故。当轮船缓缓离岸时，在码头上哭天抢地的人群中，就有自己身怀六甲的母亲。眼望自己未成年的儿子，随国民党军队消失在茫茫大海，去到遥远的、前程莫测的地方，她除了放声号啕，只能双手合十跪倒在地，向观音菩萨祷告，保佑儿子平安归来。祖母得知最疼爱的长孙被抓走，被这个不幸的消息击倒在地，从此卧床不起。 　　几个月后，又收到父亲的第二封来信。父亲告知，祖母忧伤成疾，卧床数月后告别人世，她临终前还叨念着长孙的名字；而母亲，则平安生下了一个妹妹。在天远海隔的台湾，14岁的少年姜思章无处倾诉，只能向隅哭泣。他随即面朝北方伏地磕了几个响头，默默地遥祭祖母。可回信依然是：“我一切很好，仍在安心读书……” 　　尽管现实残酷，可有了家书往来至少可以感受到亲情的存在。有空时，偷偷看一眼父亲的来信，成了少年姜思章唯一的精神安慰。 　　好景不长。随着台海局势发展，国民党为了保住这最后一块地盘，开始在台湾实施更为残酷的高压政策，任何同大陆的交往都有“通匪”嫌疑，随时有杀头的危险。台北的王先生开始面露难色，姜思章遂主动停止了家书往来。从此之后，他同家人音讯断绝30多年。 蹉跎岁月的“风花雪月事”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就到了1954年。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姜思章学会了驾驶军车。从此，他成了一名当时在部队和地方都很吃香的技术兵。 　　这一年，姜思章18岁。 　　回忆这段经历，姜老先生直言不讳地承认，年少无知加上部队风纪涣散，年轻气盛的他也渐渐染上了生活散漫、约束不严的习性。 　　那年，正值大陆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后，第七舰队被派到台湾海峡游弋，美军也开始协防台湾本岛。为了适应美式F-86军刀式喷射（喷气式）战机起降，台湾的桃园、新竹、嘉义等军用机场不得不加长跑道。 　　此时，姜思章已经不用从事挖泥土、清沟塘、填跑道一类的体力劳动。他的工作是开军车往来运送水泥、石料等；也开始有了自己的业余生活：闲来可以自由到周边的街道逛商店、看电影、玩撞球（台球）等。 　　虽年仅18岁，姜思章已是有着4年军龄的老兵。我们在电影电视上看到的歪戴帽子、油腔滑调的“兵油子”等基本特征，他都具备。 　　闲暇之际，他还有一个“恶习”，就是喜欢拽上好友到茶馆喝茶，目的不是休闲，而是逗弄那里年轻漂亮的“茶花女”。这种“光看不练”过嘴瘾的做法， 在当时成为姜思章的一种家常乐趣。不过，同学王岳清已先行了一步。他不仅练习嘴上功夫，还有了实战经验。这在姜思章看来，也是一堂难得的恋爱见习课。他不仅陪王岳清到茶馆喝茶、玩扑克牌，当夜深人静时，王岳清与女友在附近草丛深处幽会，他则在远距离望风。等王岳清拍拍裤腿上的泥土回营时，女友还要交给姜思章，让他护送其回家。 　　明知道是为人做“灯泡”，并常因耽误回营时间而受到责罚，可毫无同异性单独相处经验的姜思章依然乐此不疲。 “想家”竟获罪，被判三年刑 　　“浪漫时光”很短暂。 　　转眼到了1955年，军队又一轮改编开始。走马换将，部队来了位没有领导过技术兵的长官。于是，按照中国官场规矩，他要通过“整人”才能在一群自视甚高的技术兵中站稳脚跟。 　　时常流露出对被抓入伍的不满，又被人猜测曾经与大陆家人通信，姜思章已被部队列为“思想不稳分子”。早在从陆军“投奔”空军后不久，先前那位收留自己的老乡黄连长就被调走了，姜思章和同学的处境都很不妙。至此时，姜思章已经被列为部队的重点监视对象。 　　就这样，倒霉的姜思章这回又不幸成为新任长官“立威”的典型。他先是被调离驾驶岗位，后被安排到另一后勤补给单位工作。到新单位报到后，他立即感受到不一样的气氛。其时，为了控制军队，由蒋经国亲手培植的政工人员，已开始进驻部队。姜思章开始感到明显的不自由了。给朋友的信件经常收不到，连空余时间上街，也有人在暗中监视…… 　　国际形势急剧变化，抗美援朝战争后，国民党在台湾获得暂时的喘息机会。 　　为了稳固“党国”的最后地盘，残存于台湾的国民党势力绷紧了每一根神经，进一步加强了对部队的控制。为了整顿军纪肃清异己分子，同时，为了解决军队中日益聚集的矛盾，军队开始了一系列的整肃运动。先后开展“以军作家”及“自愿留营”等运动，目的是稳定军心，让从大陆来台老兵放弃人生权益，为人心尽失的国民党政权无期限地安心卖命。 　　明眼人都知道，这些运动，表面是打着“自愿”的旗号，可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强制。本就满心怨言，加上生性倔强，姜思章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拒绝在“以军作家”及“自愿留营”等活动中签名。从此，部队政工指导员记恨在心，经常借故找茬。一次，部队就餐时米饭不够，于是，有老兵用饭勺边敲木桶边喊道：“没饭了!没饭了！”姜思章也有样学样地敲了两下，喊了两声，结果因此惹祸。他人无事，唯独姜思章被关了两周的禁闭。政工指导员罗织的罪名是“扰乱军心”。 　　如此压抑的环境，迫使姜思章心生“反”意，他开始策划第二次逃跑。姜思章说，这次逃跑一方面是为了发泄愤懑，表达对长官的不满，同时，还有借此让长官受到牵连处罚的幼稚想法。他自作聪明地将自己对长官的不满和逃亡计划故意透露给了邻床的一位“政治战士”，为的是留下人证，好让上司为自己的行为担责。结果，他只“逃”到距离营区200米的汽车站，即被第一时间赶到的政工指导员抓获，随即被移送到军法处。 　　军法处法官提审姜思章—— 　　“籍贯哪里？何时参军的？” 　　“浙江岱山人，被抓来的！” 　　“胡说！谁抓你了？” 　　“那怎么说？” 　　“自愿从军！” 　　“何故逃跑？” 　　“不满长官故意刁难。” 　　“大胆！” 　　“事实就是如此。” 　　“你还敢狡辩？” 　　结果，姜思章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3年。“在那个非常时期，想家也是罪名。”在位于台北木栅的家里，姜思章老人愤然说，“当然了，军法上没这一罪，判决的罪名是‘盗卖枪弹以外之军用品’。” 　　　获此罪名的依据：被捕后从姜思章身上搜出了汽车轮胎气门芯及火花塞。姜思章说，这两件东西是当时部队汽车驾驶员要求随身携带的必备品。没有任何辩解的余地，就被拖入监狱。这样一来，姜思章指望以自己的坐牢，“连带”长官受罚的企图肥皂泡般破灭。因为罪名不是“逃亡”，所以长官无须承担连带的管理失职之责。如意算盘落空，年轻的姜思章只能吞食自酿的苦果。 死囚狱友一语“点醒”懵懂之人 　　“我在监狱坐牢以及其后，都有好多故事。”由于姜思章入狱时年仅19岁，又不是重罪，所以开始半年投入的所谓监狱，其实是位于台北市和平东路的空军看守所。 　　监狱设有8个监房，分别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新“八德”编号。每一个监房有30多人，总共有300多人。姜思章坐的是“忠”字号监房。刚开始时，只能睡在门边紧挨马桶的铺位，半年后就“升”到了里侧最好的位置，还被推选为房长。 　　这所空军监狱里，什么人都有，有的是死刑待毙，也有仅判三两年的轻度犯。各种情况的都有：贪污的、开小差的、妨碍他人家庭的、作奸犯科的……狭小的监狱内，到处都是人，塞得满满当当。到了晚上，经常有“闹号”情况发生，寻死觅活的犯人发出杀猪般的嚎叫声。 　　姜思章记得，这里的所有犯人中，“逃犯”人数最多。他们都是不愿继续当兵，希望逃出军营被人告密或被抓获的年轻人。逃往大陆不太现实，但逃出军营混迹社会还是有可能。 　　这半年，是姜思章人生中最重要的经历，命运的又一次转机也从此期开始。原因是他遇到了一个人，一名等待“复判”的死刑犯人。 　　他姓任，原是一名空军战斗机驾驶员。 　　这位广东籍飞行员，说一口标准的广东“国语”。他的铺位正好同姜思章相邻。在极度绝望、迷惘、耻辱、饥饿的人生困厄中，这位年轻、英俊、富有学识和修养的飞行员教会姜思章很多。 　　他的罪名也是逃亡罪，不过他“玩”得很大。他在桃园机场偷了一架飞机，并成功滑行到跑道上，就在准备加速拉起一飞冲天时，也许是太过紧张操作不当，也许是天意弄人，飞机竟突然死火！最终惊险停在了跑道尽头。 　　驾机叛逃，死罪难免。姜思章说，这位姓任的飞行员没有进一步透露细节，包括他计划要飞往哪里等等，都讳莫如深。如果他“叛逃”成功，或许大陆又增加了一名驾机起义的英雄；当然，也可能被途中击落，这些都是难以假设的事情。他终究成了被滚滚历史烟尘所淹没的无名之辈。从姜思章的讲述来看，他至少是一位心怀远大抱负的进步青年，是否为中共地下党则无从核实考证。 　　这位姓任的死囚犯教会了姜思章跳舞，还教他学英文，并普及其他知识。他同姜思章谈论当年在台湾最畅销的文艺杂志《野风》，分析广东人与江浙人的性格差别，探讨广东菜的特色、舟山的海产，谈鸦片战争中广东与舟山的关联等等。 　　《野风》杂志是上世纪50年代风靡台湾文坛，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刊物，在当时台湾文坛充斥“战斗文艺”及以“反共抗俄”为主旋律的时期，独树一帜提出“反映现实”、“创造新文艺，发掘新大家”的口号，余光中、郑愁予、於梨华等一批人就是那时成长起来的文艺大家。 　　姜思章说，自己初中都没念完，听到这些高深的言论及丰富的知识，一下被深深吸引了。任先生对年轻无知的姜思章提出了自己的忠告。他说：“首先，你要充实自己，让自己成为有知识有思想的人；其次，不要做鲁莽无谓的抗争和牺牲，要学会智取。现在是国民党威权统治，腐而不朽，死而未僵，一个人的力量不足以撼动它。”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国民党威权统治就像一座高楼，可楼再高，也是一块块砖从下往上砌起来的，你要耐得住性子！你今天一块、明天一块地抽掉它的墙砖，总有一天它会轰然倒塌…… 　　“这些话我是完全听进去了。”姜思章说，“出狱后我发奋努力，几经挫折终于考上了军校，不断用知识充实自己，一举改变了个人命运。”30多年后，姜思章策动老兵返乡运动、老兵争取权益运动、公教人员权益运动，这些运动尽管压力重重，风险极高，可他始终记住了这位死囚飞行员的教诲，善用智慧，顺势而为，最终，每一项运动都获得了成功。 　　姜思章与这位飞行员相处了三个月。 　　一天清晨，监房的人还在熟睡中，只听“哗啦”一声响，牢房铁门被打开， 看守一声喊：“任××，立即起床开庭！”话音未落，涌进一大批宪兵，未等他穿衣就绪，即被架了出去。 　　不容发出任何反抗之声，只有颤抖着发出“保——重”两字，目光呆滞中竟不知道对谁而发。巨大的恐惧压向姜思章及同监房的狱友，有的人已是瑟瑟发抖。姜思章只有无语含泪，在心里默默为他送行：“老兄啊，你一路走好!” “戴罪”期遭遇一段心酸的“浪漫” 　　说起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以及世态炎凉，姜思章迄今心有余悸。 　　那位被枪决的飞行员被关在牢房等待“复判”之际，其实心里十分清楚，只是个等待死亡的走过场而已。因此，他并不惧怕死亡。可是，“有比死亡更可怕 的东西。” 　　这位死囚飞行员曾经是家庭的骄傲，也有良善的心灵与不舍的亲情。其实，他自己的兄嫂就在台湾。等待就死的日子里，他非常期待同胞兄长来见最后一面，可是兄嫂从未现身探视。于是，他给兄嫂写了好几封信，表达临终乞求。开始时，他还满怀期待地询问监狱的看守：“我的家书寄出了吗？”看守不耐烦地说：“寄了，早就寄了！”许久过去了，他又问看守：“有我的家书吗？”得到的始终是冷漠的摇头。 　　他很可能有话要同兄嫂诉说，或许指望交代后事。可是，在白色恐怖之下，明哲保身、避免牵累已经压倒了亲情人伦。直到临死也没有兄长的任何回音，更别奢望见最后一面了。 　　“驾机叛逃，死而无憾，那位飞行员明知必死无疑，内心也并不哀伤，但亲情的沦丧，才是他最大的心痛。”半个多世纪过去了，77岁的姜思章，迄今记得这位死囚悲绝的神情。 　　人，是有感情的动物，无论身处何地。即便在最艰难的时期，姜思章同异性之间依然擦出一丝人性的火花。 　　按照规定，三年刑期是这样分配：入监半年，此后可以交保到监外服劳役，但要有人作保。姜思章找到了一位以前认识的万姓校长，请求他保自己出狱，到他任职的桃园空军子弟小学做校工。 　　所谓校工，就是不支付任何薪水从事劳动改造。日常工作是为中低年级打扫教室，清理学校的污水沟等体力活。学校教职员对这位年轻的校工尚能接受，但毕竟是戴罪做工，自然低人一等。姜思章虽然尽力工作，希望忘记一切，但心中的屈辱和委屈依然挥之不去。 　　姜思章从小喜欢音乐，早在岱山中学时就学会了拉手风琴，此时，派上了用场，他时常为学生歌唱表演担任伴奏。同时，他还喜欢写作并向报刊投稿。此举，虽然得到了年轻老师的好感，可是一批由大陆来台的顽固老教师将这样一位校工，依然视之为异类并心生反感。 　　时间到了1956年，学校新进了一批刚从高中、高职毕业的女老师。这批年轻老师对年龄相差不大的校工姜思章没有成见，大家相处融洽。其中，有一位名叫刘美良的老师，她的气质与形象皆吻合姜思章的审美趣味，她也与姜思章最为要好。 　　刘老师毕业于虎尾女中。两人之间，有一件小说中才会出现的“巧事”。 　　有一天，两位年轻人在一起闲聊。谈到各自的过去，姜思章提到一件记忆深刻的事。当年自己当兵时，有一天曾经汗流浃背、衣衫脏旧不堪地从虎尾街路过，途经虎尾中学路段，与一位漂亮女生擦肩而过。年轻的姜思章下意识地多看了这位女生一眼，正巧“碰到”了女学生眼角的余光。只见她竟自掏出一方手帕捂住了鼻子，加快脚步急速走过。 　　当年，台湾民众对穷大兵普遍很不感冒，压根儿就瞧不起，漂亮女生用这种方式表达蔑视倒也合乎常情。遇到别人可能就过去了，可年轻气盛的姜思章偏不。 　　于是，虎尾中学门前发生了罕见的一幕：阿兵哥返身冲到这位女生面前，大声斥责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总有一天我到你学校当老师教你学做人！”若干年之后，面对这位毕业自虎尾女中的漂亮女老师，姜思章再度提起这段往事。未曾想，刘美良老师一下涨红了脸，径自脱口而出：“哎呀！那女生就是我呀，怎么会是你！”她解释说，其实那天自己并非故意，是觉得被人“偷看”而感到不好意思，遂用手帕掩饰自己。因为受到阿兵哥的斥责感到心里委屈，所以迄今印象深刻。谈及此事，两人不禁双眼对视，一齐哈哈大笑，觉得世界真是太小了。 　　因为这个渊源，两位年轻人从此走得更近了。他们一起打乒乓球、唱歌、看歌仔戏，共同度过了一段快乐时光。可身份地位的悬殊，很快招致老教师们的非议。 　　一次，女教师宿舍只有刘老师一人，她主动约姜思章去聊天，顺带请他帮忙到室外压水（用日式手动压水泵抽取地下水）清洗衣物。未曾想，此举被隔壁一位多事的女教师看见，很快，校工与女教师谈恋爱的新闻传遍校园。 　　这是一个爆炸性的消息，意味着戴罪之身的姜思章并不安心改造，他将被送回监狱继续坐牢。校长已经找他谈过话了，希望他有心理准备。数天过去，不知何故，校长最终改变主意，并未将事情做绝，而是将他转介到冈山二高空军子弟学校，继续从事劳动改造。 　　这件事，让姜思章对校长感恩戴德，也觉得其中必有蹊跷。可是，不得其解的事还在后头哩。 　　两年后，姜思章假释期满，要回到桃园空军小学等候“复补”军役。需要解释的是，由于兵员严重不足，当年的台湾军队规定，只有判刑7年以上者，无需返回部队服役。否则，即便服完刑期还是要继续回部队当兵，这就叫“复补”。 　　就在等候“复补”期间，他听到了一个惊人的传闻，说是刘美良老师与校长关系“不寻常”。传闻，很快变成了“目睹”。那天，姜思章应师母庞女士之邀到校长家吃饭，说是为他饯行。就在席间，未料刘老师闻讯也赶来为姜思章送行。未顾及情面，庞师母竟当面大声斥责刘老师，并列举她与校长的种种“不齿”，这让做客的姜思章尴尬万分，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也因此仿佛明白了什么…… 　　饯行宴不欢而散，姜思章礼貌地送刘老师回宿舍。临分别之际，刘老师面色凝重，厉声告诫他：“姜先生，你我都还年轻，应各自发奋努力，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新天地，若有缘，那时我们再相聚！”她立誓说，自己将辞去教职，全力准备考大学继续深造。 　　姜思章仿佛明白了一切，又仿佛还在懵懵懂懂。他点点头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并暗下决心，一定要考取大学，不辜负刘老师的期待。 　　“复补”回到部队后，姜思章被安排在空军高炮部队。经过多番磨难成熟起来的姜思章开始不惜一切代价读书。借助路灯、营房厕所的光线，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当时，部队允许战士报考大学，但有诸多限制。首先，要具备高中文凭，且只能报考理工科。按规定，无毕业证的军人可以参加学业（高中毕业）鉴定考试，通过后再参加高考。毕业鉴定考试不难，可参加高考难度极大，而且，录取时要依照兵籍所在的省份，按照一定的比例录取，这对姜思章来说有如登天之难。第二条路是参加部队每年举办一次的军政大考，可以根据此成绩晋升为军官。他连续两年参加军政大考，虽然考试成绩很好，可就是得不到提拔。后来， 他想明白了，因为自己有过坐牢的“不良记录”，所以，升军官彻底无望。 　　万般无奈之际，还剩下最后一条路可走——考军校！前提是要有高中文凭。自己初中都未毕业，怎么办？这时有好心人提醒他：你可以伪造啊！别傻了，现在台湾什么文凭都有，那都是假的。于是，在高人指点下，姜思章自己写了一份文凭证明书，并用肥皂刻了一枚假公章。证明书内容是：“姜思章为上海市思源学校高中学生，因为战乱，无法完成最后学业，特同意其提前毕业。”上海确实有这么一所学校，遭遇战乱也是事实，但内容是假的，可谁能到大陆去调查呢？ 于是，姜思章凭此“证明”顺利报考军校！ 　　第一次参加军校考试，成绩OK，但录取在政治系。姜思章从心底讨厌政治，他一心想就读音乐系。于是再考，结果还是一样，只能上政治系。这时，又有高人提醒他，直接报考艺术系很难，高中毕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而你的机会越来越少，这样下去只怕一辈子也考不上音乐系，不如先去政工干部学校报到，然后再找机会转系。姜思章一听有理，这样，在1959年时姜思章入读政工干校。进校后，他每天都到琴房苦练，最终通过了严格的转系考试，如愿以偿转入音乐系就读。 　　那一年，姜思章23岁，可刘美良老师才19岁。与此同时，姜思章打听到刘老师的信息，她从学校辞职后参加了台北的建国补习班，随后考取了台湾师大数学系。他满心喜悦，心里默默为刘老师祝福。 　　四年大学生涯很快结束。姜思章在正式就任新职之前，按规定必须到凤山步校接受初级班训练。此时，姜思章打听到刘老师也已毕业，分配在高雄鼓山国民中学任教。结训之前，姜思章终于鼓起勇气前往刘老师任教的学校探望。 　　在鼓山中学教师办公室，相隔几年之后，姜思章的突然出现，似乎并没有令刘老师感到太大的意外。她只是在批改作业的短暂间隙抬头淡淡一句：“噢，你来了？”随即埋头继续批改作业，直到放学铃声响起。眼见刘老师如此淡定，姜思章十分不解。趁人少时，他急切表达分别后自己的求学经历，未曾想，刘老师头也不抬地说：“这一切我都知道。” 　　等放学铃响过，学生散尽，作业批改完毕，刘老师起身说：“一齐走吧！”姜思章问：“去哪里？”回答是三个字：“去我家。” 　　于是，刘老师推着自行车在前面走，对爱情尚属一片空白的姜思章在后面跟，他不明白，为何刘老师同几年前判若两人？很快，就到了教工宿舍、她的家。刚刚停好自行车步入客厅，就有一位高大英俊的男子迎了出来。刘老师向客人介绍说：“这是我先生，他在海军工作。”随后，她转身道：“这位就是姜思章，今天到学校来看我。” 　　姜思章顿时感到十分局促，仿佛做错了什么似的，但又不知道错在哪里。在随后的时间里，除了寒暄之外，他不知道自己同她及她丈夫都讲了些什么。当那位帅气的男主人客气地挽留客人吃晚饭时，姜思章坚决告辞…… 　　从此一别，数十年再无消息。 　　时间到了1997年。因参与策动老兵返乡运动、老兵权利运动等，姜思章在岛内已有了不小的名气。为了达成两岸和解、推动相互交流，姜思章同一批老兵继续奔走，他依然是一名活跃分子。走过数十年岁月，遭遇人生的潮起潮落，早已成家立业并做了爷爷的他，已将陈年旧事忘得一干二净。 　　这天，已养成看报习惯的他从1997年1月30日出版的台湾《联合报》第五版上，突然看到一则高雄地方新闻：“鼓山中学女教师刘美良老师罹患癌症届退，将300万新台币积蓄捐出，作为学生的奖学金。”报道说，刘老师对智障学生及成绩落后生一视同仁，付出了最大爱心，不料数年前查出罹患癌症，近日癌细胞蔓延胸部及语言中枢，说话困难，故提前办理退休，她将退休金及积蓄全部捐出…… 　　看完这篇报道，姜思章心潮起伏。往事悠悠，情难自已，他旋即致电鼓山中学。回答是，刘老师已经办理退休，不再上班，无从联络。姜思章随即寄去自己的一本著作并附上一封长信，希望由学校转交。可一等再等，信件如石沉大海般没有任何回音。 　　两年后，即1999年，故乡浙江岱山县要出版一本《岱山人在台湾》，姜思章应邀撰写一篇回忆文章。他在家中闭门书写，借此将自己的一生进行回顾总结，忆及当年遭受牢狱之灾的那段经历，触及灵魂深处的伤痛，禁不住再次忆起艰难岁月时与刘老师的一段交情，心中的愧疚与感激矛盾地纠结在一起……他决定去探望刘老师，以表达三十多年来自己心中难以割断的一份牵念。 　　临行之前，姜思章用微微颤抖的手指拨通了高雄鼓山中学的电话。听完自我介绍后，对方停顿良久才告诉他，您要找的刘老师去年就已经过世了。放下电话，姜思章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这是一种无法表达，也无处表达的情愫。他迄今也无法明白，那位刘美良老师当年曾为自己做了些什么，更无法知道在她的人生中，自己究竟是什么地位。 冲破封锁，极力打探亲人消息 　　与刘老师之间的那段“心酸的浪漫”，只是人生的一个插曲，老兵姜思章灵魂深处的最大伤痛还是故土亲情的撕裂和分离。 　　姜思章说，考军校的目的，除了改变身份之外，还有一个最大的动力，那就是“再用10年换回后半生的自由”。按照当时的规定，只有取得官阶之后，再继续服役10年才可退役。如果是普通士兵，最高可以升到士官长，要到48岁才可退役。姜思章的盘算是，上4年大学，再当10年军官，这样就可以光荣退役，从事自己喜欢的音乐教职。 　　现实是，军校毕业后，再过10年，姜思章仅以上尉军衔退役，原因还是“背景不好”。不过，离开部队后他如愿成为一所中学的音乐教师，终于脱离了梦魇般的军旅生涯。 　　光阴荏苒，几十年时间说长也短，仿佛就在转眼之间，年轮已到了20世纪70 年代末。父亲于1950年底寄来的两封信，曾被姜思章视为珍宝，放在随身的小皮箱内加以收藏。可一夜之间获罪入狱，这两封信连带唯一的财产——一口小皮箱一同无影无踪。 　　在数十年的漫长岁月里，寻找同家人的联系方式，成为姜思章的头等大事。 　　听说国民党党部设有“唐光华信箱”，专门为国民党党员转寄投往大陆的邮件，他立即前往登记，并试探性写了几封信让其代转，最终全部石沉大海。他还带领全家接受美国传教士洗礼，指望那个美国人回国时能代向大陆寄信，可愿望依然落空。 　　1978年，姜思章偶尔获悉一位老同学家来了一位香港亲戚，遂请求帮忙，对方答应可为他捎信到香港寄发。他写了封信，还是30年前的老地址“浙江岱山东沙镇二保二甲”，因不知父亲是否还健在，所以收件人写的是大弟弟的名字。 　　一个月后的一天，这位同学悄然告诉姜思章：“接到香港亲戚的电话，说收到你家人的信了，已转寄台北你家！”闻此讯，姜思章泪水夺眶而出，止不住心脏一阵狂跳。 　　他一路飞奔回家。“老家来信了!老家来信了!”还未进家门就兴奋得手舞足蹈。妻子一把将他拉进内室，关上门，提示不要声张。当夜，夫妻俩彻夜不眠，反复猜测信中的内容及家人可能发生的各种变化…… 　　转眼又一个月过去了，竟毫无音讯。终于通过一位情治单位朋友疏通关系，打听到那封转自香港的家书下落。处理结果是“家书没收，准许影印”。毕竟，收到了一份影印的家书，这是与家人断绝音讯近30年后，收到的第一封家书。是大弟所写，落款是“1978年11月24日”，用语非常谨慎，告知父母均健在，并提供了新的通讯地址。一来二往，连续通信若干次后，同学在香港的亲戚表示不愿再转，理由是他们在台湾的生意受到了影响。他知道，这一定又是台湾情治单位在从中作梗。 　　姜思章继续寻找结识香港人的新途径。 　　据说，台北济南路一家舞厅常有香港客人光顾。姜思章以舞客身份前往，几次往来，他结识了一名舞女。可还未等姜思章开口提出自己的想法，即被这位见多识广的舞女看破心思：“姜先生，你不是来跳舞的！” 　　他只得如实相告。“原来就这点事哦，我答应你了！”这位舞女十分仗义，她爽快答应为其物色港客代为转信。不过，舞女的客人很不固定，“邮递员”也因此经常变换。 　　与此同时，大陆这边的亲人也在做同样的努力。大妹家住在舟山沈家门，临近著名的佛教圣地普陀山，是香客的必经之地。头脑灵活的大妹，借机认识了一位香港进香的陈女士，两人很快以姐妹相称。陈女士用照相机拍下了彩色照片，随同妹妹的回信，一齐从香港邮寄台北。 　　与大陆的邮路打通之后，姜思章曾托人在香港购买治疗肝病的特效药寄给二弟，又购买高丽参给小妹。只是香港转来的邮件经常收不到，后经过同台北邮局多方交涉才保证了邮件送达。 　　随着世界冷战格局变化，日本、美国先后与大陆建交。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大陆率先向台湾同胞敞开胸怀。不久，姜思章开始从媒体上看到台湾有关人士经香港转赴大陆观光、探亲的消息。 　　姜思章隐约感到，坚冰开始融化，时代正悄然发生巨变。 秘密返乡，海天一路游子泪 　　不久，大妹结识的香港陈女士到台湾进香。姜思章热情邀请她到家中小住，陪同她到处进香并做环岛游。在陪同陈女士的过程中，姜思章表达了希望经由香港返回大陆探亲的想法，好心的陈女士表示乐意帮忙。 　　按规定，获邀赴港，必须在三等亲之内。 　　虽然陈女士满口答应，可是现实问题来了，她姓陈，与姜思章夫妇无论如何扯不上亲属关系。看来，这条路还是难以走通。陈女士为姜思章的诚意所感动，她回到香港后立即同先生商量解决办法。不久，她找到一个与姜思章母亲同姓的人认作“舅舅”，并发来了邀请函，姜思章据此可“合法”申请赴香港探亲。 　　条件虽具备，可办理起来并不顺利。一番周折后，经过一位台湾朋友担保之后，姜思章才拿到了赴港探亲的批文。 　　1982年8月11日，昼思夜想的时刻终于来临。 　　真是好事多磨！启程的前一晚，正好有一场台风掠过台湾。夫妇俩彻夜未眠，非常担心通往机场的道路被暴雨冲毁，因而耽误航班；同时，也在揣度此番冒险，返台后会受到何种惩罚。姜思章当时的身份还是公立学校的老师，公教人员“私通共匪”将会罪加一等，后果实在难以预料。 　　幸好，第二天台风过后，道路抢修成功。从桃园机场直飞香港启德机场的航班准时起飞。 　　中午时分，飞机降落在启德机场。当天，姜思章即入住陈女士家，晚上，陈女士陪同姜思章到街上购买礼物。次日，则由陈女士丈夫陪同从尖沙咀码头坐轮渡到港岛办理返程签证，最后，才来到位于中环的中国旅行社，办理进入大陆探亲的旅行签证。 　　经向工作人员打听，从香港到广州，若从澳门经拱北口岸出发，乘汽车当天可抵达广州，而从深圳罗湖口岸到广州，要等到第二天才有车。归心似箭的他自然选择最快捷的路线。 　　办妥一切手续之后，姜思章给台北的妻子打了一个电话：“今晚我要去太平山顶了！”这是一句约好的暗语，意思是一切顺利，当晚就会启程赴大陆探亲。 　　午夜12点，姜思章搭乘从港岛至澳门的海渡，天刚亮时抵达澳门。 　　上午9点多，搭上由澳门去广州的巴士。车行至珠海拱北海关时，乘客被要求下车接受检查。姜思章被引导至一个“台胞接待室”，工作人员将一张单面是不干胶的“台湾同胞旅行证”粘到证件的背面，并轻声提醒：“返回香港后，可以撕掉，这样回台湾时就不会留下任何痕迹了。”这一句善意的提醒，让姜思章心生温暖，也感受到大陆同台湾对待老兵完全不一样的态度。 　　一切办妥，通关顺利，巴士终于进入大陆境内，直驶广州。按捺不住心底的激动，姜思章喃喃自语：“我回来了，我回来了……”他的古怪举止引来同车乘客异样的目光，此时，他什么也顾不上了。 　　第二天，老兵姜思章终于搭上从广州飞上海的航班。抵达上海后，他四处打听去舟山的交通工具，最后，他坐上了当天最后一班开往宁波的火车。 　　下了火车，姜思章先入住华侨旅社，通过旅社联络，好不容易才打通了舟山沈家门邮局的电话，让工作人员通知在那里的大妹一小时后来听电话。未曾想，半小时后，大妹先回拨了过来—— 　　“哥，真的是你吗？！”大妹半信半疑地边哭边问。 　　“我是哥！我回来了！”同样也是带着哭腔。 　　“哥，你别乱走动啊，我这就搭船过来接你！” 　　等姜思章拖着行李来到码头时，闻讯从金华赶来的二弟全家已提前抵达，正在码头张望等候。30多年骨肉分离，亲兄弟相见，双方凝视良久，拼命寻找记忆中熟悉的印记，兄弟俩终于紧紧拥抱在一起。不久，大妹也乘轮渡赶到，兄妹三人紧紧依偎，在码头上，不顾众目睽睽，兄妹三人放声大哭…… 　　两小时后，船抵舟山群岛上的沈家门港。船正在靠岸，二妹指着码头的入口处说：“哥，你看，阿姆！阿姆！”面容依稀，姜思章一眼就认出了母亲。真是母子连心，原来，母亲当天身体不适，专门从岱山乘船到沈家门看病，此前毫无约定，未曾想恰好遇到几十年未见的儿子从台湾回来。此时，母亲正同姜思章的姐姐手握铁栅栏，紧张地朝这边观望。 　　船未停稳，姜思章就疾步跳下来，连跑带爬地跪到母亲面前，止不住放声大哭：“阿姆，我回来了！阿姆，我回来了！”母亲拥抱着儿子喃喃道：“儿啊，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随后，四姐弟和母亲围抱在一起，大家哭成一团……众人纷纷驻足围观，不少人揉眼拭泪感叹：“又有国民党老兵从台湾回来了，生死离别几十年，这些人可真不容易啊！” 　　次日，母亲即带着儿子到普陀山烧香还愿。从前山到后山，见佛即拜。姜思章在沈家门妹妹家住了三天，母子及手足间有说不完的心里话。 　　三天后，尚在岱山家中的父亲发急了。他一次次电话催促，直至责骂大妹留客太久，大家这才乘船前往岱山——这里，才是姜思章真正的故乡，也是他的伤心地。 　　船靠码头，姜思章远远发现父亲已经站在码头最近处等候。未等来船停稳，父亲即向前奔迎。为安全起见，工作人员一把将他拉住。 　　姜思章跳下船，三步并成两步跪倒在父亲面前。他紧紧抱住父亲大声叫喊：“阿爹!儿子回来了，真的回来了！”老泪纵横的父亲拉起儿子的手，仔细端详起来，他在仔细找寻30多年前熟悉的面孔和每一个细小的局部。随即，父子抱头痛哭。 　　五兄弟三姐妹相聚岱山，加上父辈和晚辈，每顿都是满满三大桌人，大家举杯畅饮，诉说几十年的别离之苦，谈论割舍不断的亲情人伦，大家又哭又笑。 　　稍定，姜思章要求去祭拜祖母。当年，祖母因深深疼爱的长孙被抓走而一病不起。未曾想，父亲支吾半天，最后才将儿子带到一处高坡上，指着山脚下的一处水库说，故乡因兴修水利祖坟所在地已被水淹了，祖母墓迁葬后现已不知去向。姜思章闻讯不禁悲从中来，他扑倒在地，止不住地号啕大哭…… 　　有人从台湾回来了，消息不胫而走。当年国民党10万大军悄然“撤退”去台湾，顺手掠走了舟山群岛万余名青壮年男丁。周边村庄的老兵家人纷纷来到姜家，打听亲人的音讯……返台之后，姜思章带回众多寻亲信息，也带回来沉甸甸的嘱托，这成为他后来策动老兵返乡运动、走上街头公开抗争的原动力之一。 策动老兵返乡，发出如雷吼声 　　面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以及不得人心的闭关自锁政策，激起台湾社会的巨大反弹声浪。结束白色恐怖，推动两岸交流，民间早已风起云涌。其中，老兵返乡运动最具典型意义，因策略对头，终以最小的代价，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了最大的成功。 　　由于对国民党政权的反感，姜思章早年就同一些“党外人士”过从甚密。1987年，“党外”发起“自由返乡运动”，希望历年来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而被放逐岛外的人士，能够自由返回台湾，但收效甚微。 　　姜思章分析认为，诉求分散反受其乱。建议集中诉求焦点，先以推动大陆来台人士，尤以退伍老兵及退休公教人员返乡探亲为主题，更能突显“返乡探亲”的合理性与迫切性。于是，一个新的组织“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宣告成立，随即，一场轰轰烈烈的“老兵返乡运动”在岛内展开。姜思章亲手起草了四份传单，其人性化诉求、充满诗意的表达，立刻引起无数人的共鸣，虽多年过去，迄今仍为人所称道—— 　　第一份传单：《我们已经沉默了四十年》。开篇即如此发问：“难道我们没有父母？我们的父母是生是死，却不得而知；‘生’让我们回去奉上一杯茶，‘死’则让我回去献上一炷香。”这份传单在1987年5月10日母亲节当日散发，前后共印制了30万份。在国民党铁幕统治数十年的台湾，无疑拉响了一枚震撼弹！ 　　第二份传单：《想回家，怎么办？》。传单呼吁：尽快打开海峡两岸探亲的管道！“请与我们同行，给我们力量；我们没有怨尤，只求一个公道！”这些朴素而诚挚的诉求，深深感染了每一个人。 　　1987年6月28日，近5万老兵挤满台北市金华中学大礼堂内外，广为散发的2万份传单，如泣如诉，传递了在百万老兵心头压抑数十年的怨愤。 　　台上，是振聋发聩的演讲，台下是饱含热泪的老兵们。最后，由老兵组成的“想家合唱团”登台，引领数万人齐唱老歌《母亲你在何方》，一时将集会的主题表达得淋漓尽致。此次集会，经媒体报道后，引起广泛回响，执政当局也表示“听到了”老兵的呼声。 　　第三份传单：《条条大路通故乡——回家之路怎么走？》。时间是1987年9月20日，在台北市龙安小学群众大会中集中散发2万份。其时，台湾当局已经宣布从当年的12月起开放老兵大陆探亲，因此，本次集会意在引导老兵如何返回大陆。 　　与一批台湾老兵一道成功策动老兵返乡运动，是姜思章一生中引以为自豪的一件事。他说，当初在散发传单时，曾被人大骂为“共匪”、“台独”和“阴谋分子”，甚至被人殴打。为了保全家庭及财产，他甚至准备同妻子离婚。心想，万一被拉去枪毙或者判以重刑，并处没收全部财产，若离婚，尚可留下一定的家产供妻小生活下去。 　　1987年5月10日母亲节那天，在中山纪念馆前，10多位老兵手持“母亲呀，我们真想您！”“捉我来当兵，送我回家去！”等木牌和布条，发动有组织的街头运动。一时引起无数人围观，老兵们与前来阻止的警察和顽固人士发生激烈争吵，一时引起轰动。 　　回忆这次街头运动，姜思章觉得最大的意义是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一批著名学者和教授纷纷声援，从而扩大了返乡运动的影响。 　　6月28日，台北金华女中大礼堂的那场大型集会，更令民情沸腾。迫于舆论的压力，同年8月，台湾当局宣布考虑开放一般民众赴大陆探亲。同年10月15日，台湾行政当局通过“台湾地区民众赴大陆探亲办法”，正式宣布自1987年12月1日起，一般民众可申请赴大陆探亲。 　　从11月起，台北市新生南路红十字会挤满了登记返乡探亲的人潮。姜老先生语带怒气地告诉笔者：当初开展街头运动时，责骂得最激烈的一位老顽固，此时跑得比谁都快，他几乎是第一个跑去登记去了。“我记得他留了一撮白胡须，所以印象深刻。” 不被“台独”势力蛊惑，为两岸和平而奔走 　　　姜思章说，自从1987年3月成立“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以来，老兵们团结一致，同当局斗智斗勇，在不可抗拒的历史洪流前，老兵返乡探亲的诉求得以实现。时间之短、效率之高，出乎姜思章的想象。 　　对于老兵们的诉求，国民党方面出人意料地有了善意的回应。1987年10月起，开放大陆探亲正式成案，据称，时任蒋经国秘书的马英九先生主导了这一政策的制订。随后，台湾行政机构修改两岸关系条例，规定老兵返乡探亲每年一次，每次不超过三个月。随着人员往来的日益频繁，两岸之间开启了新的纪元。 　　根据多年积累的政治经验，姜思章和最初的发起者们共同决定，既然返乡探亲的目的已经达到，必须见好即收，立即停止活动。1988年2月，“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正式发布声明，宣布从即日起“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解散。姜思章说，如此速战速决，就是因为看出了某些苗头，他们担心聚集的人气有可能会被某些政治势力所利用。 　　事实证明，此举甚为明智。其后，民进党势力开始鼓噪，他们力邀姜思章等有影响力的老兵加盟，并许以官位，姜思章等老兵不为所动，坚决予以拒绝。 　　此后，姜思章和其他老兵一道，还参与了多项为老兵争取权益的街头运动。包括“老兵权利运动”、“中国统一运动”、“教师权利运动”等等。 　　能在父母的有生之年尽一份孝道，让老兵姜思章感到无限宽慰。他已为父母尽过孝道，并将他们送老归山。在舟山群岛还有不少亲人，现如今，往来两地成了姜思章的常课。现在的交通十分便利，从台湾启程当天就能抵达岱山。问他总共去过大陆多少次，他说起码也有数十趟，记不清了。时至今日，最让老人惦记的还是两岸和平及祖国统一大业。 　　在民进党执政期间，已经入籍美国的女儿力邀父母赴美定居。在台湾成家立业的儿子也希望老父亲少操心，不要四处奔波。可姜思章说，台湾是自己的第二故乡，这一生已经离不开这里了。同时，他还有一个小小的“私心”，就是希望为国民党候选人留住两张选票，从而为抑制“台独”势力尽微薄之力。 　　他极力“怂恿”美国女婿将公司的业务从亚洲其他地方挪到大陆来，为的是能为大陆经济发展作贡献。老人说，平生最痛恨日本人，他曾赴日本开会，其间没有自主消费一分钱。返程时遭遇飞机晚点，他宁愿挨饿半天也不去当地饭馆就餐。“我就是不想让日本人赚到我一分钱！”老人执拗地说。 　　如今，姜思章的足迹已遍布大陆各地，他多次赴北京参加“海峡两岸关系研讨会”，并投书报刊，为两岸关系发展和国家统一献计献策。 　　老人说：“爱国，不一定都要喊口号。我的爱国，就是要推动两岸同胞共同携手，缔造属于全体中国人的辉煌前程。”他同许多老兵相约：“一定要多活一些年头，亲眼看到祖国统一这一天的到来。” 　　在姜先生的书房里，笔者看到了繁体版的毛泽东及周恩来选集。他说，这是当年读政工干校时，为了“批判”的需要而收藏的。他坦言，很佩服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领导才能，并曾经到井冈山、延安等革命老区参观旅游。即便在台北，出门时，他总喜欢携带一个印有毛体红字“为人民服务”的挎包。 　　“我再也不会做想家的梦了。”姜思章说，曾经在台湾做了几十年的回家梦，一次次在夜深人静时被老伴推醒。直到一次在岱山老家时旧梦重温，被老伴一把推醒，醒来时发现自己正睡在老家的床上。“从此以后，想家的梦再也没有出现过了……”